首页 -> 2000年第6期
精读“反动”
作者：毛志成
一连几十年，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曾佩戴过各种“革命”徽号的人)都会断然说：没有，有也不多。
其实，糊糊涂涂、混混沌沌兼之傻得近于可厌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倒是真懂革命的大人物、聪明人物，却时时将反动与可敬并施给好些人和事的。
举个例子说，列宁在《论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及其一组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中，虽然讲过那样的话——“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反动的，而且是在反动最根本、最深刻的意义上”，但与此同时，列宁又近乎五体投地的崇敬托尔斯泰，认为他“不仅展示了第一流的俄国生活画面，而且创造了世界第一流的文化品”。
你看，在这里，“反动”与“可敬”不就统一在一起了么?
用这把钥匙打开中国文化史，你应该看到构成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古典文化史)主体景观的丛林大莽，乃至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赫赫名家或皇皇之作，大多在“阶级属性”上源于“没落户”，也大都或近或远地在思想意识上沾了“反动”的边儿。
他们没落，他们反动，然而他们又成就了文化上的哲人、圣人、才人。将这样的人物或作品撤掉，乃至撤掉了一小半，我敢说，那就会从根本上打倒了古今中外的精神文化史本身。在这一点上，仅有的那一小撮“暴发户”在精神文化史上占不占地位，是否存在过，倒是无关紧要的——最终是无关紧要的。
直白地说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精神文化史有时甚而等同于给“没落户”的树碑立传史。不信就看——
老子(还有他的精神后裔庄子)，在“阶级属性”上无疑属于“没落户”，一个西逃函谷关，一个连漆园吏那样的小官也当不成，没落(或曰破落)得可以。他们的思想、学说，不仅是反动的，而且反动得十分彻底。老子、庄子对物质世界、物质行为、物质文明几乎做了全方位的否定，鲜明地举起了“反文化”旗帜。老子惟恐自己“虚无”得不够彻底，曾说“我之所以有大患者，在于我有身。及我无身，我何患之有!”庄子对人世间的一切物质生产、技术进步都取嘲讽态度，他曾针对一种简单机械(桔槔)很忧患地说：“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存乎胸中则皂白不辨，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与此同时还喊出了毁灭度量衡，粉碎珠宝玉器，乃至“灭文章，散五彩”。你看他们的“反动”何等极端!
然而就是老子写出了超一流的文化经典，他的书在中外译本的总销量上居于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基督《圣经》)。庄子的著作，无论是作为文化品还是作为文艺品，都闪耀着第一流的天才光芒，永不磨灭。
要讲没落、反动，孔子也是名副其实的。无论他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失望，认为眼下的一切物质形态都今不如昔，如说的那句名言“觚不觚”，还是对现实政治形态的悲叹，如呼唤出的“克己复礼”，以及对新兴的经济体制的仇视，喻之为“苛政猛于虎”，都是没落的悲音，反动的呼号。
然而他的言论、文字，却玉成了千古行世的圣人形象，任何强行举出的文化暴发户都无此能量。
被两千余年始终景仰的诗宗之首屈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反动”的一面。单是他反对秦对中国的统一，就有阻挡历史发展之嫌。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屈原对楚国沦陷不悲不啼，听到“大秦”来了便夹道欢迎，举着小旗子大唱赞歌，随即便大写其时髦诗，文学史上的大诗人屈原也就不会是他，应当另易其人。也许正是因为他的那种“反动性”，才玉成了名垂千古的他。而且他的诗又确实卓越、不朽，其意、其文、其采都无与伦比。
不必将两三千年的文业一一细说，单是一直说到作为封建社会在文学史上的最高峰——《红楼梦》，那“没落”意味也十分可观。无论是作者曹雪芹个人的身世命运，还是作品《红楼梦》的梦幻解析，无一不是对“没落”的品味和咀嚼，其中很少——乃至绝无——对当时现实的赞歌。因其陶醉“没落”，说其“反动”也不是无据。
然而偏偏就是这样的哀歌、挽歌，造就出了第一流的生活画面和第一流的文化品。若是曹雪芹一反其意，写出了最响亮的“时文”，大写其对社会发展的“最新设计”，在文学史上大约连曹雪芹和《红楼梦》也将成为空白。
外国也如此，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当年大都有“没落户”之嫌，被奴隶主阶级中的“民主流”很不喜欢，几经迫害。然而他们却成就了名播旷世的大哲学家。
一代代以写“时髦现实”、“流行赞歌”为主业的作家，成就甚微。即使那位泰斗级人物托尔斯泰，虽然发出过反对农奴制的声音，但对于比封建社会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同步进行了控诉、嘲讽，乃至哀叹，大写其今不如昔。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难脱“反动”之嫌。偏偏就是他的作品，成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语)，倒是为写革命而写革命的作家，写出的作品大都始终未达到“镜子”标格。
近几十年来，为写革命而写革命的作家也曾有过不少(以前苏联、中国居多)，其中的有成就者，不乏随后便热衷于写些回眸、反思、反刍式的作品，高尔基便是个例子。当初一味写革命，写现实斗争，推出了举世闻名的《母亲》，但在后来，则侧重于写“昔日回忆”，如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包括写了被列宁给予严肃批评的小说《忏悔》，以及超脱现实主义的《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
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笔墨重心写的不是一群无产阶级英雄的业绩史，而是一个失败者——葛利高里的没落史。据说当时的一些评论家(包括斯大林本人)，曾批评这本书是“一部以反革命为主人公的书”。然而此书仍然成为赫赫名著，因为它展开的生活画面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哥萨克民族作为民族个性的没落轨迹。
我用了这样多的篇幅，讲述没落者(兼有反动因素者)的名家名著，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为了赌气，故意为没落者、反动者大唱其赞歌，以沽勇士之名么?不。
说到原因，至少有三：一、在精神文化史(特别是文学史)上，带有没落意味、反动意味的作家或作品，比重太大，而带有暴发户、新贵族意味的作家和作品在数量上少得可怜，这是事实。只因为是事实，就值得关注、思考。二、没落作为一个很流行的政治术语，无疑是可憎的、讨厌的。但将我们的视野扩大些，将“没落”引申为哲学概念，就不一定都是可憎可厌的，有时甚而不排除可敬可爱意蕴。这是因为，一个事物周期的没落，亲历或正在感受这种没落是痛苦的，但一经作为回眸、反思、咀嚼、反刍的材料，就往往能发现曾被匆匆忽略、曾被轻易丢失但确实又值得打捞、值得珍惜的价值，足以在精神上补救我们的营养。三、人类的物质运动与人类的精神运动，在轨迹上并非都是同向的，有时甚而是反向的。物质力量(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暴力的)的强大化，往往与精神力量(包括道德、情感、心理、美学)上的萎缩、枯槁同步。物质颂歌在精神悲歌面前，后者就难免有“反动”感，然而这样的反向运动又十分必须，十分有价值。
必须承认，世界上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没落，亦曰濒于消亡或已经消亡、正在消亡，然而那些没落的东西又确实是有价值的，乃至是美好无比的。单就美学、文学而论，这些值得缅怀、值得凭吊的东西就有：
一、大自然的美，如山水美、风光美、草木美、生灵美；
二、基于自然美而派生出的自然颂歌，如山水诗、风光诗、草木诗、虫鸟诗；
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类的文学品。
其中的第三种，作为多灾多难的生存状态，如饥苦、劳累之类，本身无疑是不值得讴歌的，但人类为食为事所唱出的歌往往一并歌其善，歌其德，歌其群体意识。这样的歌，有明显的善性和醒目的含善量，作为一种精神，美学标格很高。眼下，我们的生存状态无疑已大大改观，但我们所唱出的歌又未必怎样高明，如饱者歌其奢食华衣、逸者歌其享乐骄淫之类。两者相比，在精神能量上谁强健谁枯瘦，谁像巨人谁近于侏儒?
物质的暴发是件福气事，精神的褴褛则饱含悲剧。在这种时候，有人为“没落者”唱一点悲歌、怨歌、愤歌，有人站在物质暴发户、物欲潮流面前搞一点“反向运动”，对暴发户做些鄙夷乃至憎恶，对物欲潮流做些反叛乃至反击，这样的“没落文学”或“反动声音”，最终会在精神文化史上耸其巨大项背，挺拔得牢固坚实。悲哀倒在于我们还有没有这样高品位的“没落者”或“反动者”，若是大小名家统统皈依了物质之神，统统直接地或变相地做了暴发户的抬轿力士、青楼歌女，虽然既不“没落”也不“反动”，但我看，一切新版新写的《当代新潮文化(文学)史》，只能尤显得我们低矮和委琐。
话说到这里，必须补充几句：我这里不取贬义所说的“反动”，是指哲学上依广义所解析的反向思维，而不是指很具体的政治态度——如名副其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对于此类的人，像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各类反动分子，我理应予以敌视、鄙夷，特注。
在本文做结时，我倒真想讲一点哲学。老子、庄子(还有黑格尔等人)，都喜欢使用“无”和“有”这两个概念。作为革命的或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我们往往习惯于这样表述人类文明史：人从“无”中走出，在“有”中辉煌。而老庄对人类文明史的轨迹则做了反向表述：人从“无”中走出，在“有”中消亡。谁对呢?我拿不准，但我喜欢列宁说的那句话：“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看来，文化人学到了聪明，无论如何也比陷于愚蠢更加接近于像个文化人。
责编 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