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长相依
作者：王 火
我决定要在金婚日来到之前，写下这个我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的一段尘封的秘密。几十年来，我们都不愿多想这段往事，更不愿自己写出这段历史。但我们现在都老了，记忆也许会加速消亡。写出这段过去的经历，对我们是个纪念，让今天的幸福现代青年看看我们昔日那种多劫多难的爱情，也许不无解悟。
去冬一个晚上，特冷。我同起凤在灯下聊天，心里暖洋洋的。我看着她那已经苍老但依然美丽的脸，忽然说：“假如你愿意，假如有来生，你愿意我们再做夫妻吗?”
我以为她一定会点头的，谁知她却沉思着，眼帘耷拉下来，忽然把头摇摇，苦笑着说：“不!”
我奇怪了，问：“为什么?”
她叹口气：“不是你不好!只是做人太苦了!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
我愣在那里，她的话使我想起《浮士德与魔鬼》中的那句名言：“我有入世的胆量，下界的苦难，我要一概承担。”但我觉得她说的一点也不过分，也理解她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说假话。有过她和我这种经历的人，这样说完全真实。我发现她忽然很伤心，我心里也难受。
我后悔刚才冒昧地要说什么来生再做夫妻的话了。我说：“对不起，那，下辈子我们就不做夫妻吧!不，我们都不投胎算了!”我有点想逗她笑，但话也半真半假。
想不到她忽然瞅着我说：“不!来生我们再一起过吧!”
她这样说，是迁就我，使我不受伤害。我倒反而心酸了，我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为什么语塞呢?
因为，经历我们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如此艰难，说出我们的爱情故事是不容易的。有的爱情故事可能只能存留在彼此心中，说出来就变味了，别人也许是无法体会的。
(一)
上海1949年5月底解放，我很快就到百万产业工人的司令部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工作了。
那真是火红的年代，我狂热工作，在文教部编了上海第一套解放后的工人课本，负责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给上总的领导同志写讲话稿，审查电影和书稿，同工作组一起下厂……到1949年底，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正式成立。当时，文教部长先是纪康后是李家齐，都是极好的同志，成立出版社后，李家齐兼了社长，吴从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我在编审部任副主任、主任，很快升为副总编辑，工作是很愉快的。
1950年到1951年，是不平凡的两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两天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10月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冬季开始，农村开展了土改运动。年底，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1951年2月，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接着，到年底，“三反”运动在上海猛烈开展。我在这一连串从未懂得也从未经历过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眼花缭乱，心情复杂，身体疲劳，神经紧张，变得从将革命想像得十分美妙轻松，开始理解革命是这样不容易而且受到震撼。
在初期，我的语汇和思想中没有“背思想包袱”这个词组。终于，从运动中，从毛著中，听到、看到并且懂得了这个词，而且后来我确实背上了思想包袱。
我本来一直认为自己经历简单，历史清楚。在运动中，当每个人要交代自己的出身及全部经历，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社会关系及“一切你自己认为应当向组织交代的问题”后，我自认为自己是透明的。我的出身成分由于当时不懂阶级的划分，在干部登记表上误填了“官僚”。这是最最坏的出身了，在运动中自然没有“隐瞒成分”的可能，无需再查。我年轻，全部经历去掉小学、中学、大学及大学助教、新闻记者，简单而又清楚。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特务会道门组织，解放前与地下党同志来往密切。我掩护并搭救过地下党的同志，从四十年代中开始写作，写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应当说是进步的。那么，为什么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呢?
这就是因为我的未婚妻凌起凤(她本名凌庶华)随家去了台湾。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这件事我是交代了的。但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中，我却只能一次一次写材料，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同我的关系，并且将她的所有来信交给组织上看，将我寄发给她的信也在发出前先交给组织上看。
那时，同台湾通信须通过香港转去。我对她是这样的眷恋，她对我是那样的情深。我在香港有高中时的同学施懋桂和柏美伦夫妇俩是我们的好友，可以转信，懋桂当时在一家纺织染厂工作。起凤有家熟人王鹏程和邹金凤夫妇，王鹏程是个大商人，也可转信。一般情况下，一封信十多天可以收到。我们通信，内容根本不涉及政治，都不外是你好我好互相问好，就连谈感情也谨慎得无以复加。信总是既短又重复单调，双方的情况互相都难以交流，仅知对方安好就算通信达到了目的。
当时，镇反运动中确实杀了不少镇压对象，台湾报上，对大陆的“镇反”每天几乎都有血淋淋的十分夸大的报道。我们的报上也登载着台湾水深火热的情况及国民党当局为震慑军心整肃军队以“通共罪”枪决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案，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原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陈仪等案件的情况。谁都能估量到这种情势对我心灵上的压力和影响有多大。
吴从云最初找我谈话，纯出好意地劝我：老王，形势很清楚，蒋匪帮败退到了台湾，如今美国插手派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这是侵略中国领土的行径，但无情的海峡被割裂已是事实。我们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只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边打边谈。由此想到，你同未婚妻想见面怕是没希望的事了!大家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但你的台湾关系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想劝你听我的话，一刀两断了吧!……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发表的声明中曾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岛上中国国民党人的残余力量。国务卿艾奇逊也把台湾划在美国在亚洲的防御线之外。最初，台湾的解放似乎是为期不远的，可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了战略方针，由于第七舰队插手，使中国延缓了统一台湾的进程。这情况我心里懂，听了老吴的话，我心里火辣辣的难受。我是个讲忠诚和信义的人，又是个如老吴说过的我是那种“恋爱至上”的人!我头皮发紧，先是沉默，但立刻坦率摇头说：“我不能!”
吴从云是个老地下工作者。解放前一直在上海的教师中从事活动。他见多识广、通情达理，见我这样，说：你该想一想，你不可能去，她不可能来。而且，你能知道她在那边会干些什么吗?不一定是她想干什么，而是也许会逼她干些什么。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有这样的台湾社会关系呢?!……
我确实觉得他说的在理，心里有无数的话想同他说，想告诉他起凤是一个多么单纯、洁净的少女，她的历史很简单，她的家庭很特殊。由于家庭的原因，所以她见过也熟识国民党里许多上层人物和民主党派里的一些上层人物。但她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从未认为国民党不腐败，解放前，为搭救地下党员她出过大力。……但我明白：怎么说也得不到理解的，说了也于事无补，主要是现在的形势严峻，与台湾是处在敌对关系上，一提起台湾，使人想到的就是血与火，就是反革命、特务……我无法希冀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理解。像老吴现在这样来同我和颜悦色地谈话，已是难能可贵的恩惠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五味俱全。但已经体会到有一种危险的征兆出现了!
我回到家里，闷闷不乐，晚饭时，饭也吃不下，母亲敏感地发现了我的异常。这一向外边大张旗鼓搞运动，大喇叭整天哇哇响，宣传画、漫画和标语、口号贴满一墙，街道里弄中也一样在学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政策。妈找机会单独和我在一起时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坦率地告诉了她。她也叹息，她懂得有台湾的关系现在是多么可怕，却也懂得我的性格与为人，了解我同起凤的互相深爱。因此，她只好叹息了一声，又叹息一声，竟不知如何劝解我才好。
漫长的时光，烦躁的心绪。我照常紧张忙碌地工作，但运动的学习每天都占半天时间。起初，我并未成为目标，有一天，却忽然使我感觉到脊背发凉，我成为“目标”了!不过，还是比较客气，是小范围的“帮助”，而不是大范围的追逼。用的是和风细雨的谈心方式。
但，几次会下来，没有成果，情况渐变，我感到空间狭窄而缺氧。老吴是一直参加的，还有P、W、S及老黄一共五人。这当中，老吴、老黄仍是态度平和、善意劝导性地讲话；S是位女同志，温和且富于同情心，基本不发言。P则像打手似的铁青着黑黄有络腮胡的脸，两眼敌视，语气凶狠，说话“左”得不能再“左”。W是P的同路人，只不过讲话时声音低半拍。后来知道，P和W都很想替代我的工作。据说，在一次未让我参加的小会上，P和W都提出：他有工作能力，但政治上不行!不能信任和重用!认为信任我是错误的。但老吴回答：信任产生于了解。过去在国统区工作，如果对人没有了解和信任，那在白色恐怖下，我们做地下工作一天也活不下去!P说：他有台湾关系!群众会有反映的!老吴说：不能不让人革命。当没有解放区的时候，我们的人都是原来生活在白区里的。革命总是多些人好!当年他给党做过不少工作，政治上有陈展同志作担保。陈展对他了解很深的。……这样，P才说：那，你们决定吧!……
现在，P对着我严肃得冷酷地说：你在恋爱上搞了这么个社会关系，怎么行!?我劝你赶快悬崖勒马!他的阴冷口气令我窒息。
我年轻气盛，那是为了爱可以付出一切的年龄，我对P很反感，不因在爱中受伤就失去了爱的勇气和对美好的追求，我横着心顶撞：我是在革命队伍中，不是在悬崖上!
P狠狠地说：男女双方的结合归根结底是政治的结合。她在蒋匪帮那边，你不一刀两断就是敌我不分!你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观点!你很危险了!
老吴、老黄和S有的沉默，有的平淡而无同意他的表示，我诚实地顶撞P说：我没有因为爱情而放弃革命或损害革命!无产阶级难道就不应当忠贞于爱情?……
P居然更凶了，说：你是个在爱情上迷了路的人!革命是绝对不能要这种爱情的!要这种爱情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选一!
尽管有难以抗拒的压力笼罩着我，我仍决定走自己认定的道路。我说：要我不革命是不可能的!要我放弃我的未婚妻也是不可能的!革命和爱情我都要!为什么不能都要呢?
P一本正经地说：不可能的!他忽然拍着桌子用手指着我鼻子说：“看你这个样，哪像个干部!你是个大浪漫!”
他对我只有残酷打击，没有同情，使我厌恶。我想：什么大浪漫!我对事物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你这种粗暴的人能有吗?……但我没说。
老吴见我十分气愤，他要掌握会场，语气平和但很沉重地说：老王，你冷静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看过，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那应当对你有启发。
我们劳动出版社，当时由我终审签发出版了菡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缩写本《保尔》，发行量很不少。我也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实话，保尔的一切都使我感动、钦佩，但对他同冬妮亚的爱情，我却有一种异样的不释和遗憾。冬妮亚给我好印象，我觉得她很好很可爱，为什么却要把她目为资产阶级小姐而划成鸿沟呢?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就不能兼得?只能弃一个就另一个只机械地从阶级上分野呢?
听到老吴的话后，P又来劲了，说：我们要从政治上阶级上考虑。你的问题在于立场!我认为需要多对你进行帮助。我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该暂停你的工作!你也应立即停止与台湾通信!
面前像出现了一片能将人吞没的沼泽地。
我痛苦极了，豁出去了似的说：我不认为我立场有问题，发到台湾的信每封都给组织看过的。停止我的工作，我想不通，难道只有我同我的未婚妻一刀两断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而像我现在这样就是错误?
P说：想不通就再想想!革命，懂吗?这是高于一切的!
W也帮腔说：我同意老P的意见!老王必须当机立断!要革命不能连这点牺牲都做不到!
我从来在心里就没有否认革命高于一切，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把革命同爱情无端对立起来。
我的脸烫得像火烧，感到委屈，也感到无奈，最后，老黄和S讲了些劝解性的话，我也没听清，“帮助会”的高潮就算结束了。心里有一种感觉，像在茫茫大海里沉浮，不知深浅，看不到边，有大风浪，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也弄不清。我变得满腹心事，心情沉重。
我开始较深刻地理解到革命的艰难。
我偏激地暗忖：要我放弃起凤，我这辈子心灵将永远蒙上阴影!心里阢，我想大叫，疯狂地想：让我死吧!大不了死吧!……幸好P还不是上总和文教部或劳动出版社的决策者，建议未被采纳，我工作一直在干。
一天，我找到文教部部长纪康同志，纪康同志原名季寿祖，苏北人，在上海邮局工作过，抗战期间做过很多抗日工作，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在苏北解放区也工作过。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主编工人刊物《生活知识》，这刊物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政交通局党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常委兼文教部长。他是个严肃冷静，但是讲话时带有微笑的人。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既有很强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对起凤与我的关系能够理解，他详细问清了情况，表示同情，但劝我应当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他没有驳斥我的既要革命又要爱情的思想。认为这两样都要当然好，但他说恐怕不容易做到。他不主张粗暴地批判我，但说希望我多思考思考该怎么办，叫我有事可以同吴从云同志多谈谈。他的方式方法使我比较心服。后来他调动工作了，文教部长由李家齐同志担任。家齐同志是高级知识分子，原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又是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他立场鲜明，但很讲政策，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从不大而化之。因此，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幸运。我这个烫手的问题暂时搁浅。只是，我耳边总回响着P的声音，眼前也总看到P那难看的脸色。像是重荷压肩，老在思索着革命的艰难和我面对的尴尬。
(二)
往事如烟，但镌刻在心上的事永生难忘。
我是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初秋在四川江津同凌起凤正式交往的。那时，我们都是18岁。我在父亲去世后万里迢迢从沦陷了的“孤岛”上海来到大后方，在江津投奔我的堂兄王洪江就在江津国立九中高一分校高二插班上学。江兄是律师，江嫂凌伯平就是起凤的大姐。起凤的父亲名昭，字铁庵，属于国民党的元老辈人物，安徽人，同我父亲也是旧交。见了我特别慈祥、亲切。起凤是她最小的女儿。排行第七，大家都叫她“七姐”。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第一次到他们家里去，在客厅里见到她时，我站起身来，她礼貌地大大方方说了一声：“请坐!”就不知去忙什么事去了，给我的印象是聪明、文静而且漂亮。她与我先后在国立九中同学，从那开始，我们就相处得很好。我上学是在江津城隔江对面的德感坝，离乡背井的流亡游子渴望有家的温暖，每到周末，我总摆渡过江到江津“鼎庐”他们家去玩。
那时，他们凌家住在江津东门外的“鼎庐”里，那是一道深灰色围墙里的一幢西式平房。在抗战时期，算是很好的寓所了。
在他们家里，常有些下江的年轻人聚会，我们有时一同唱抗战歌曲，有时开了留声机听广东音乐，有时一同回忆江南，回忆家乡，回忆南京和上海，心头常涌起流亡的苦痛和抗日的激情。
他们一家都喜欢我，不过那时我与起凤还没有谈到爱情。后来，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每次回江津，也总在他们家盘桓。
起凤的母亲去世得早，他的二姐仲正当时主持家务。她善书画，曾在日本生活过一段。她嫁给了飞行员黄葆荃，但在一次日寇轰炸重庆的空战中，黄葆荃驾驶的战斗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时负伤，他用飞机猛撞敌机，机毁人亡。二姐得知噩耗后，不久即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二姐生前风姿绰约，异常美丽，上街时常常街上的人惊讶她的美丽会招呼许多人跑过来看她。有一次，我陪二姐上街，在街上时，一家商店里的人都拥出来看她，我说：二姐，你真漂亮：你看，人家都出来看你了!二姐朝我笑笑，用眼指指说：你看，我们家七姐才真漂亮呢!我顺着她的眼光，看到恰巧起凤从对街迎面走来。她穿一件蓝布旗袍，手挽一件绿色塑料雨衣，朴素却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确实好看。天下事就是这么怪。从这天开始，我注意到起凤确实十分美丽，是一个心地纯净得不羼杂质的姑娘。她从不着艳装，也不多打扮，却使我钟情倾心无可更改。
引起她对我注意的是有一次她父亲突然问我：诸葛亮的《出师表》上提到过将军向宠，这向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因为读过陈寿的《三国志》就回答说：《三国志》上有向宠的传，在火烧连营寨时，蜀军都乱了，但向宠率领的部下全部完整有序地撤退，毫无损失，所以刘备夸赞他能干。这引起了她父亲和她对我的重视。
那时，在江津有位安徽出名的博学的老先生名叫郭寿康，我与两位同龄人同去请他讲授古文，老先生讲得精辟生动，但同去的朋友对文学无兴趣，一次听他讲课时竟睡着打起呼噜来了，郭老先生颇为生气。命题作文时，我的文字又较好，背诵课文时，郭老先生也欣赏。于是，他逢人就夸我，还用“倜傥”两字形容我，使起凤一家对我也刮目相看，有了好印象。
年轻的男女在一起，产生爱情是很自然的。她有冰雪聪明妩媚美丽的一面，也有大家闺秀的一面。为人善良平和却又解人心意，并且幽默风趣，同她在一起就有一种心灵上的愉快。我第一次向她表露感情是在抗战胜利前夕。那时，抗战快八年了，我在北碚读复旦大学，有爱国的情愫，但离乡背井孤单寂寞，心情寥落，常想念江南。我童年在南京长大，秋天常到栖霞山看红叶，在北碚也爱去缙云山游览，曾在那里拜见太虚法师。他五十多岁，被视为佛教的新派代表人物，抗战时期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对抗战是坚定的，认为佛教徒也不应消极出世，有人嘲讽他是“政治和尚”，我当时认为他对抗战的态度很对，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脑际。而葱茏的缙云山风光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我童年在南京时，秋季常到栖霞山游览并看红叶，正是这些回忆与游子的感慨，加上对起凤的爱情，所以玩笑性质地戏填了一首词，只是没敢把词拿出来给起凤或别人看。一次，在“鼎庐”玩，起凤突然笑着对我说：“你在北培上学，怎么常回江津，影响学业不?”我胸中荡漾着年轻时的风花雪月和产生初恋时的甜情蜜意，就冲动地将戏填的那首长短句抄在宣纸上悄悄送给了她。那词是：
一天香云绕碧山，
心随鸟飞烟散。
只因庭园残，
爱上禅林凭栏杆。
起家立业在江南，
凤舞龙蟠钟山。
而今栖霞岭，
已经七度血斑斓。
我用宣纸录了这首词，在无人注意时递给起凤。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这首词，每句第一个字联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她聪明，看出了我的机关，当时微微一笑，一双如湖如水的眼睛平静无波，并未退回，但也无表示。
时光滔滔，似水流年!
以后，抗战胜利了。由四川回到了下江，我们在上海、南京又常在一起，了解加深，感情也加深。我们有时徜徉在灯火辉煌的霞飞路上，有时在轻音乐悠扬的咖啡馆里谈心。落雪的日子，我们在法国公园里迎着飘飘的雪花散步。雪花落满她长长的黑发，像给她戴上了一顶灿烂的银冠。然后，出了公园，我们用身边的零钱沿途一个个递给老年的乞讨者。……那真是难忘的记忆。终于，在她随家去香港前，我们订了婚。
我是极不愿意她去香港的。但她随家不能不去。她对父亲又极为孝顺。而我，又无法立刻同她结婚使她留下不走。因此，她去香港我十分难过。只是我将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从香港来回是很容易很方便的。我完全想不到她随家去香港后，过了一些时日，她家竟去了台湾。一道海峡无情地将我们分开，竟形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分离局面。
我心中有如寒凝大地，一片萧瑟。本来，我们分别时，曾经山盟海誓。我对她说：这道难题这么突然地从天而降，我真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我问你，如果我们分别了，我哪天写信要你回来，你会立刻回到我身边吗?那时，我想得十分幼稚，只认为她随家到了香港，由香港回来是方便的。
她的眼睛亮汪汪，点头说：我会回来的!
我觉得我能捕捉到她的灵魂的存在状态。临分别时，我又向她说：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永不变心。
她凄然如同宣誓：永不变心!
我们后来就像在梦幻中似的分开了。但谁知天下事总不如主观想像中那么单纯。她这一去，我们的再相见突然演变得成为完全不可能了!
天下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过去曾经拥有而未十分重视甚至未曾介意，当那种幸福来在身边时我们却已错过。
有天晚上，母亲在替我缝补袜子，灯光照在她那睿智但是憔悴的脸上，她略带慈爱地叹了一口气。我心中似能明白她想对我说些什么。半晌，她终于说：我想得很多很多，你是我的儿子，七姐我也爱她，但你想过没有?现在的情势这么严峻，你们虽已订婚，但你们的事已经不好办了!你们怎么可能再结合呢?这太难以想像了!……母亲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对子女历来慈爱而有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她仇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她思想倾向进步。由于她解放前替地下党保存文件有功，建国后，政务院还给她颁发过奖状。
未等她说完我就说：妈!当我同她相爱并了解后，互相都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真正的爱情，只能在每个人的心上降落一次。我们互相信任，我了解她。她答应永不变心，我不能违背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我可以等待……
妈没说别的，只告诉我：今天下午，陈展来过，他就是来谈你这个问题的……
陈展是我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认识的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为掩护他，我通过七姐将他南京的户口报在她们家里，上海的户口则由我报在上海我家中。陈展在上海时和到南京时，也常到凌家坐坐。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社会的事和人际关系都是复杂的。起凤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可是他主张抗日，也反对内战。他是国大代表，但他利用他的地位援救过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陈展平日叫他“老伯”，叫起凤“七姐”。当南京的派出所查陈展的户口并了解情况时，凌老伯将他们吆喝走了!1948年，陈展在上海搞地下兵站被特务逮捕后，起凤特地陪父亲到上海，多方设法营救。当时，由于陈展被押解到苏北南通，由第一绥靖区军法审判，营救未能生效，但终于由我陪同母亲到南通，用金条将陈展的“人头”买了下来。陈展保释出狱后，重返苏北解放区，以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做了上海钢铁公司的总军代表。由于我们有一段好几年同生死共命运的交往，他这位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对我也对起凤是了解的。如今在激烈的运动高潮中，他自然关心我的前途和一切。他找过我谈话，要我从实际出发同起凤一刀两断，说：“我是了解七姐的，但情势如此，我只能劝你从实际出发，台湾一时是不能解放了，你们的结合也是不可能解决的了!从你和七姐双方考虑，你们都该实际一些，互相为对方多考虑，大家可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