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编辑手记
作者:佚名
从“五四”时代收集民歌的运动,到三四十年代倡导大众语、民间形式的过程,现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不止一次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口语、方言和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中。就像巴莫曲布嫫所描述的,在现实中,口语和书写语言总是相互纠缠,前者包含了对后者模仿,后者包含了对前者的吸纳,例如,互联网和手机上短信息中的语言比报纸、书籍和其他印刷文化更接近于口语。她对凉山彝区文化的发掘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与这个口头文化仍然起着极大作用的社会相比,中心城市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传播极大地依赖于书写文化。在大量的历史著作里,精英阶层总是能够占据自己的位置,而那些普通人的记忆却总是消失于日常生活的流逝之中,以至于许多历史叙述看起来就像没有背景的皮影戏,芸芸众生成了一片衬托几个影子的白色的背景。因此,口语和书写的关系也是社会权力问题。郭于华在这里给我们讲述的是陕北骥县的农村妇女的历史叙述,在突破了重重困难之后,她带给我们的是有关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活生生的记忆。那些鲜活的语言呈现的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事实或者官样文章式的判断,而是这些劳动妇女的最为日常的感觉、感情、欢乐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语言运动曾经以“言文一致”为目标,但在我们的书写文化中,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正如郭于华、巴莫曲布嫫的文章提示给我们的:言文一致并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权力问题——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生动议论虽然切中时弊,却必不如大报或中心媒体更能引起注意。但为什么恰恰是这样的口头文化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