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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作者：吕新雨
铁西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四年日本侵华期间为日军生产武器装备及为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机械配套设备。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一百五十六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大部分安装在这里。这里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施最早和苏联模式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东北的工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动机，直到八十年代初，在铁西区一带就业的工人数量依然高达百万。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的南方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东北的钢材、机械产品依然高比例平价调出，而也依然财政高额上交——不是三十年而是五十年的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在为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承担成本和代价。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铁西区国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到一九九九年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二○○二年“十六大”开始重视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希望通过推进市场化改制，使东北的国有企业实现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但是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中央政府却不再或无力承担，这意味着国家把振兴建立在对外资的期望上。这个决策的背后是中国目前总体工业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东北的石油、煤等矿物资源严重枯竭，仅辽宁的失业工人就已经达到了二百五十万。就业成为经济体制转换中最痛的问题，它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命运。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值一九九九年末。他拍摄的最重要的工厂沈阳冶炼厂，建于一九三四年伪满时期，到今天依然是铁西区最有名的工厂。它有三个高大的烟囱，一个是日本人建的，另两个是在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巅峰时建的。在王兵看来，这三个烟囱的历史和形象代表着这个区，也代表着沈阳，是东北工业的一个象征。王兵拍摄时冶炼厂的生产还很正常，二○○○年春节过后破败的迹象才显露出来，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冶炼厂会不会倒闭，后来这个工厂终于倒闭了，王兵正好拍下了这个历程。有一次拍到一个车间要停产，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上山下乡，他在讲述自己生命的过程。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仅仅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时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导演王兵对《铁西区》的解释是：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界定出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活。
这里的“主流人群”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将界定出我们的自我理解，但这个过程却将注定在各种不同力量的争斗中艰难展开。这是《铁西区》让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意义。
《铁西区》的第一部是《工厂》，它的英文很有意味地被翻译为“锈带（Rust）”,中国的工业被放在了西方工业的历史谱系中被指认和拼接，它一方面提醒的是: 中国的工业史其实离不开与西方工业史之间的关涉，工业化的过程是总体的世界历史;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个西方工业文明历史进化图谱的先在与合法，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这个法则的强制。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卢卡奇如是说。
正是在这个客体的意义上，王兵展开了对工厂主结构的叙述：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片的命运，它的发展、延续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影片中作为客体的工厂开始获得主体性的意义，因此《工厂》并没有传统影片叙述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冶炼、轧钢、电缆，这三个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工厂是影片的主角，生产流程是影片的主要情节。影片对工厂做了极其详细的辨认、推理与论证，观察、进入、选择、递进、平衡、实现，《工厂》是《铁西区》三部曲中结构最复杂的一部论文。《工厂》严密地按照工厂的操作流程来剪辑，完成的是一个叙述的循环：工厂生产的循环和工厂生命的循环，它是以自我封闭来结束的，循环静止了，工厂倒闭了。对于王兵，“工厂，它的庞大和质感都有一种吸引力，感觉就像一个人过去的理想”，现在，工厂成为理想的废墟。在这个叙述循环中，每一个叙述单元都是多元素的，既是对生产工序的叙述，又是对工厂从正常运作到停产过程的叙述，同时也是对工人及其心境的叙述。在所有的叙述中一直贯穿的副结构是关于人: 工人，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工厂》中工人是叙述的重要元素，却不是主角。工厂有它自己的生命节律，钢铁的机器、冶炼炉、传送带、吊车巨人般自动地移动、上升、轰鸣，既怪诞又神秘，庞大的体积把人压迫得渺小而微不足道。工人似乎不过是巨大的机器客体性的附庸——影片要探讨的正是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他们的个人生活与每天面对的一道道工业流程的关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外部的质感所裸露出的生活的真相。工人们在休息室听收音机里讲着股份制改革，讨论下岗、工资和养老金的问题，聊天、打牌、吃饭、洗澡、打架、骂粗话、讲荤段子、看色情电影，休息室是工作与日常生活衔接与交界的地带。作为面目不清的无名的群体的存在，被客体化的存在，他们构成一个整体的命运，是影片另一个重要的复调结构，与关于工厂的主结构对比和呼应。碎屑般的生活被影片的结构整合为宏大的总体描述: 关于工厂的概念和人的生活的各个因素的对比，个人的命运被淹没在总体的历史趋势中，这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在影片里有非常确定的表达。影片让人震惊的是反复铺陈的洗澡情境，不同的工人以同样麻木的神情在镜头前裸露他们的肉体，肉体被还原为客体的存在，被暴露的生殖器表现的却是肉体的去势，身体的裸露与否已经不构成对文明的定义，文明和欲望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被强大的工厂机器所阉割的无能的肉体，以及不能被肉体实现的本能：他们毫无表情地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播放着肉欲的赤裸裸的三级片，肉体成为“物”和“他者”。
王兵说一个作者最初的作品对世界都是很敏感的，原因在于他对世界是陌生的，有很多东西，他需要去辨别和认识。王兵认为自己在《工厂》中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敏感和情感，在三部曲中，这是最敏感和直觉的一部，而结构正是情感的方式和表达，情感有它自己的准确性。所以，他对工厂的描述其实是“意象性”的，在视觉的隐喻和象征中，有一种茫然和绝望的情感，就好像一个人在巨大而空旷的工厂里正走着，吊车呜地升空，那种声音让你觉得似乎走在一个恐惧的山谷里，忽然哪里发出一种奇怪的鸟叫，让人感到惊觫。
在世界历史巨大的客体性面前，惊觫或许是人类获救的起点？
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工业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工业革命的秘密在于人类的财富从此不再依赖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它们以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前提。人类的现代化就是以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为财富的来源。资本主义的法术是对自然的剥夺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当《资本论》把劳动力作为惟一的价值来源，劳动力获得了高于自然的地位——这是启蒙思想的前提，人与自然已经疏离，由此资本对人/物的奴役和剥夺的深层结构被遮蔽了，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奴役与它对所有自然力的榨取是同一个结构过程，劳动力不过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就如同把矿物从石头里开采出来——都是对自然力的征服。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观察到资本依赖对劳动力的压榨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于是他给了劳动力高于自然力的地位，这也是因为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历史动力的主体需求预设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但是工人阶级与最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保证与实现，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恰恰是被最先进的生产力所排斥，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替代了劳动力，科学技术成了生产力，它以加速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把自然力转化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生产力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而代价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的严重危机。这正是为什么最早的工人运动都是以捣毁机器为开端的，机器是非人的，当机器占据了人的位置，人就变成了物，世界就无可避免地物化了。当机器从工业革命中获得第一推动力，开始越来越快地把自然资源转换为作为商品的资本，人就不重要了，因为资本并不需要为地球上的煤、石油和所有其他矿物资源的巨大消耗承受自然力再生产的成本，机器成为工业文明的永动机。当商品对于资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尽快被消耗掉时，资本的增值过程就意味着地球上属于全体人类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本的过程，这个“物”的资本化过程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秘密。
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的时候，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物”的消失，边际效应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出现，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影响，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成为分析的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完成了对资本物质性的遮蔽，成为讨论边际效应的心理学，注意力成为经济问题，而自然/社会的生态则不是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不能揭示而是遮蔽了自然的物化与资本的关系，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终于把消费社会理解为一个符号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商品来源被遮蔽了，符号成为不及物的存在，物质隐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蜕变为符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物质、历史的关系断裂了，总体的真理性被否定，“物”变成了符号和信息，文化成为能指的狂欢，资本成为财富，而货币成为资本市场上丧失所指的符号，资本市场的泡沫由此形成，“物”本身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体系里义无反顾地沉沦了。资本的形成要达到它的抽象永恒的统治性，就必须抽出现实物质性，遮蔽它的来源。但是，所有的商品都无法消除它的“物”身，就像所有的“人”都无法消除自己的肉身一样。资本离弃工人，就像离弃一座挖空的矿山一样，资本定义了物的存在的意义。社会层面的异化如果不是以自然（物质）层面的异化为前提，其实是不可想像的。资本主义从地下魔术般地唤起的财富的自动涌现，不过是自然资源的转换，财富依然是物质的，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商品的洪流是以物/人的异化为代价的，消费社会是以预支未来为代价的，而预支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自然界的物的极限，不可再生能源的极限。生态危机以及各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恰恰要求证明的是世界和社会作为物质客体的主体性。物质客体的存在将最终否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那就是: 人类的历史只剩下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于资本的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历史的终结只有当抽走了物质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然而，不是别的，正是被物化的自然/人要求打破被资本垄断的历史叙述，被物化的历史客体自身将决定历史的真理。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其实为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非物质化过程开启了后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极力掩盖和逃脱它对作为人的劳动者和作为物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正如阿多诺所说: 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忘却，现在应该是唤回物质的主体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在辩证法中的地位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置身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视野中——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出走正是为了在人/自然的异化理论里与马克思重新相遇。世界是物质的，资本是物质的转换，是自然的转换，也是自然的被剥夺和被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都是物化世界的对象。
当代中国工人主体性的黄昏与农民主体性的丧失，是这个世界物化的不同表现。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遭到道义的谴责，却被赋予了历史辩证法的正义，因此农民对资本的反抗无法被吸纳到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主体性失落的前提。农民主体性在现代性理论中的丧失，是因为资本需要以排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自我发展的前提，这是现代性理论被压抑的潜意识。资本对工人的排斥与它对农民的排斥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因此必须把工人和农民的命运放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空间中去对待。中国工人和日益暴露在世界市场上的破产农民以及数亿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的民工的命运历史地交汇到了一起，被资本所物化和排斥成为他们在今天的共同命运。因此，工人并没有可能获得独立的解放，工人主体性的重建只能以农民主体性的获得为前提，这正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所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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