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编辑手记
作者：佚名
屯堡的后面有一座矗立在山顶的城堡，据说吴三桂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山下是屯垦的土地。深山老林，交通不便，在整整六百年间，这些从我的故乡附近迁徙到这里的人们竟然保留着明代的穿着打扮，居住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建筑风格的院落里。当地人将那样的院落称之为“歪门斜道”，因为大门不对正厅，而是斜着伸展出去，门侧的墙上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小洞，我想也许是戍边者为了适应军事或防卫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吧，如今却成为一种建筑的格式了。在屯堡的中心部分有不大的场子，一侧的房子下坐着几个老者，他们在晒太阳。老者们之中有一位戴着墨镜，在这个地方显得有些特别。我走过去搭讪，他们听说我的老家也在应天府（南京）附近，显得很热情。那位戴墨镜的老人说他最年长，大概快九十了吧。从他的神色，一望而知就是这个屯堡中见过世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这位老者曾经是时在四川的黄埔军校的第十七期学员。聊了一会儿之后，他说起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抱怨他的长官没有及时投诚，弄得他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有“历史问题”。我问他是哪个兵团的，他说是黄维兵团的，战败后从淮海战场辗转回到贵州高原的老家，从此再没有出山。
如今的深山之中，高速公路正以惊人的速度伸展。几年前到过赤水，沿途道路颠簸，行路艰难，但偶阅报纸知道国庆期间的游客流量已经每天超过两万人，足见公路交通发展的速度。这些数百年间与外界甚少交通的地方一次次地接待着像我这样远道而来的访客，明朝的服饰、旧式的建筑和少数民族风情正在成为旅游的资源。我不知道王铭铭先生是如何抵达魁星阁的，但一定与当年陶云逵、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类学家的寻访有所不同了。离开屯堡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那几位老者中惟一走出屯堡而又回来的人的经历。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当年的年轻人走出大山的呢？说来有趣，抗日战争所造成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动员让许多北京、上海等都市知识分子深入后方，也让这位戴墨镜的老者、当年的年轻人走出了深山。那个显眼的墨镜也许就是那趟远行在一个屯堡人的身上留下的痕迹，而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的发展也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王铭铭说：“‘魁阁’所表达的，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席明纳’还是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之中除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读一点历史之外”，也与这些当年还年轻的学者们在战争年代深入后方的经历有些关系吧。“只有生活于乡村大地上的人们，才知道风对于生活的意义”（刘宗迪），但这个几千年来乡民们就知道的“意义”也只是在一些特定的时代契机下才能让书斋中的学者真正地把握。
但今天的动力截然不同了。如今横贯云贵的公路连接着上海、广州和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它们已经是这个市场社会的一部分了。当交通、媒体、市场和国家组织体制遍布山川大泽的时候，“自然”本身也在退化和消失的过程之中。那些为脱贫和发展而做出的努力艰苦卓绝，但如何让这样的努力不蹈许多国家的发展主义覆辙，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陈映芳在她的文章中质疑这个媒体中大张旗鼓的“城市化”，并把当代中国的“三农危机”与这个“城市化”及其发展主义策略联系起来。王诺的文章评述了“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并从生态主义的立场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现代的核心价值提出了质疑。在各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生态灾难频仍的时代，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在反思各种学科和知识的氛围中，我们如何才能将这样的问题带入反思的视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