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短长书
作者：杜润生等
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中国作为亚洲国家，能规避金融风险，GDP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稳定，曾被国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奇迹。
取得这个成就，应当归因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过去受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集中释放，促进了经济增加。
走向胜利的道路不会是平坦无阻的，近几年来，经济领域，生产供给强劲而消费需求疲软，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改变的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农村需求不足。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左右，因而影响到购买力的提升。此时，农民收入问题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而收入乃是一连串事件。
一、农业年产五亿吨粮食的生产能力，农民自给有余，还能向三点五亿非农业人口提供食品，发展非农产业，推进社会进步。问题在于农业收益外溢，农民往往苦于增产并不增收。
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需要的第一产业，但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它既是经济生产，又是生物生产，生物是有生命的，不同于工业，后者可以在人工控制下进行。农业从总体上讲还受自然条件制约，无法避免自然灾害袭击。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资源禀赋如何，政府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按年度给予财政支持。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对农业是很重视的，可是保护力度似显不足，有时甚至是取多予少的负保护。
三、在经济上，受恩格尔系数制约，人们的食品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人们从吃饱到吃好，需求到此而止，故而使农业除蒙受自然灾害外，还常遭受市场波动的打击，也就是常说的“谷贱伤农”。为调节市场供求，我国政府多年来均拥有一定的粮食储备，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未能按预期完全有效地平抑市场波动。
四、我国资源禀赋，人多地少。近十三亿人口，二十亿耕地，人均占有土地值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分之一。人均占有的资产量微薄，决定了收入提升异常缓慢。城乡收入差别正在扩大，一九八○年为2.50∶1,二○○○年为2.70∶1。
五、我国有近九亿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近70%。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存在劳力过剩状态。耕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就业压力正在不断加大。
六、受资源制约，我国还保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且不容易消失。到本世纪中期，城市化水平达到50%，那时全国进入小康社会，农民收入会有所提高，但总人口增至十六亿，还会有八亿人滞留在农村，小农经济格局仍将继续，农民仍将是一个低收入群体。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可能完全改观。
历史上，为摆脱小农局限性，毛泽东同志倡导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消灭了小私有制。那时，由于工业化才启动，未能解决人口转移问题，实际上形不成大农经济。现在只能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逐步改变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解决好三农问题。
过去几十年，农业曾为工业化提供近万亿元积累和无法计量的无偿劳力，目前农业产值占GDP的份额不过15%左右，农业收益扣除生产投入和上缴税费，农民只够解决温饱。今天，工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也应当反哺农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根据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统筹城乡的发展方针，选择必要的政策措施推进这一过程。
——废费免税，免征农业税和废除土特产税，将来可推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某些省（区）因此而出现财政短收，可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改进农产品流通机制。大力发展服务型合作组织，实行产业化经营。目前政府需要对经营粮食的中介机构发放大量补贴，应使粮食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把这种间接补贴改为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
——贯彻执行土地承包法，三十年不变。禁止村级组织任意调整，但允许土地有偿转让，按物权原则处置，使原承包户得一笔地租。允许农民凭承包田抵押贷款，解决融资困难。
建议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由农民长期使用的新体制。
应该及时建立土地市场，承包土地转为非农用途，必须有相应的补偿，其数额应按土地市场形成的价格支付，或在土地承包户参与下制定交换价格。
——积极筹划适合农村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多元化农业投资融资金融支持体系，完成对三千万人口的扶贫项目，解决这部分人的脱贫。
——农业生产，应从追求数量转向重视质量，按政府制订的标准，改进生产技术，延长农业生产链条，发展食品加工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国家保证九年义务教育投资，培育人力资本，引进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使农业技术贡献率，提高到55%左右的水平。这是农业实现现代化一项必要的条件。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一定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和平环境下，绝不可以损害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去建设经济。
——取消城乡有别的户籍制，代之以城乡统一的居民户籍制，保障居民迁移自由权。政府要善待农民工，有关城市应有计划地安排农民进城求职事项。农民工可以加入工会，提出自己的诉求。
——提高城市比重，使二三产业发挥聚集效应，节约交易成本。
民营经济，是一个经济新增量，可为农民创造非农就业岗位，二十年内每年吸纳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减少农民数量，富裕农民，政府应大力给予支持。
——加强农民互助组织，让农民保护自身权益。政府应转变职能，更加重视为公众服务，城乡均应有与政权并存的公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
党政领导要广开言路，发扬民主，团结多数，保持信息对称，上下沟通。
建议将村自治范围扩大到乡镇一级范围。
——保护环境安全，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严格执行保护土地和水资源法令，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适应全球化，做好政策法律准备，提高农业部门市场竞争力，学会趋利避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公平性与中国教育问题追问
晏廷俊
二○○四年一月七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早八点”报道的教育部长周济有关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谈到了一个观点：“教育的产业化不适合教育的公平性。”这句话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近几年以来，一些所谓教育专家、政客不顾中国国情，热心“关心”教育，希望教育“跨越式发展”，也许用心是好的，但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坏的作用。他们“生产”、“制造”和“包装”了时髦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不仅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且中国的教育要产业化。这一观点导致较长时期以来，教育的乱扩招现象、乱收费现象、高价读书现象，甚至教育腐败现象一浪高过一浪，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招生和读书秩序，弄得教育斯文扫地，信誉下降，引起了中国工农大众一部分群体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就拿笔者所在的云南省来看，二○○三年下半年，有关领导据说是到玉溪、昆明、曲靖做了调研，经过“科学”决策，提出要加快云南教育发展，特别要加快高中阶段的发展（这当然与“高中是中国教育发展瓶颈”的认识是相吻合的），提出高中要收费上学，人为地规定了收费读高中的试点学校。这还不算，而且提出学校要公司化、私人化、校长化，要你干就干，不要你干靠边站，只要你听话，哪管你才干。一时间，教师紧张，无所适从，自己素来只管干教学，又不会吹捧领导，这下咋办？其他省份我不甚清楚，就拿云南省来说，教育的公平性早已打破，昆明的几所重点中学如师大附中、昆一中、昆三中，玉溪的玉溪一中，曲靖的曲靖一中，这几年的指标生（正常招生指标）越来越少（包括初中），自费生、高价生越来越多。就笔者所知，云南师大附中高中招一个自费生收三万元（有一定的分数线，比如六百六十分招收指标生，六百三十分收自费生，三万元，分数若在此以下又想要自费读师大附中就得以五十至一百元买一分，如六百二十分想要读师大附中，就要交三万一千元，其他各项当然照交）。理由很简单，想读就交钱，多多益善，而自费家长普遍的认识是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是希望，忍饥挨饿也不能苦了孩子的教育。多么苦涩啊！
再看教师收入的情况。以云南师大附中为例，老师每月的总收入（包括隐形收入）基本是四千至六千元。昆明不上晚自习，有些老师（主课）可能还被大亨、老板请去为其子女补课，每节课五十至八十元不等。一年可能就是五万至七万左右的收入。曲靖某中学，据说要拉大教师的收入差距，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实际做法是发红包，教师去领工资，不准看别人的，只要拿你该拿的红包就行了，其余的一概不要过问，问了就要倒霉，轻则“批评”重则扣罚。这些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工资收入与当地一般学校的老师收入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遨游”，“一个在水中望月”。看看乡村学校老师的收入：除了正常的工资外，（不拖欠就算老天保佑了！）没有半点额外增加收入的机会，倒是要从自己本不愿、也不该拿去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献爱心”、关心贫困学生。西部地区比较贫穷，有些农村娃娃，素质好，天分高，就是家里太穷，读不起书，老师理智上无能为力，感情上又舍不得（老师还得考虑让一个学生辍学就要扣老师工资多少多少的土政策），做学生的工作，不得不拿自己的工资垫着给娃娃读书，还要出义务教育费、公路修建费、职称过关科目学习费、电脑培训费……这正常吗？！
这仅是地处偏僻的云南教育现状之一角，至于广州如何，深圳如何，武汉如何，上海如何，北京如何，笔者不得而知。因为现在不是强调普遍而是强调特色、省情、地情、县情、乡情的时代嘛，不注重整体全局发展，只注重局部特殊少数利益，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可以说，以上种种事实和现状，触目惊心，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与近几年中国教育改革过快，政策制定欠科学，教育过度紧跟政策有关。尤其是一些观念误导愈演愈烈，如教育公司化、教育产业化就是典型。照这样下去，教育如何稳定发展？教育公平性何在？教育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还是成为政策、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形象工程”的附庸和政策注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持教育的人文性、理想性、公平性、独立性？怎样平衡调动重点学校教师的积极性（也不是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而是主要科目的老师，甚至是与领导关系好的老师）与打击、抑制、限制伤害大多数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尽责的一般学校、乡村学校老师的积极性？
周济先生“教育产业化不适合教育的公平性”观点还能引发对中国教育公平性与中国教育问题更进一步的追问，期待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认真地探讨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些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关乎我们的未来。
哪 里 是 家 园
赵 川
对故国的追思
朋友家有一张画在赭黄色牛皮纸上的画。那是一片俯视的中国式建筑，房子重叠绵延，气势恢弘，像规模庞大的寺院或帝王之家。
关于这张画的来龙去脉很传奇。画是一位老和尚画的。他原来住天潼寺，少林出身会武功，神通广大。文化大革命前他被定为右派，坐过牢。牢锁不住和尚。据说他闷了就出来走走。出来一看，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糟。他回牢前在街上买了纸笔，坐进去就照身藏的图纸，画一座据说北京曾有过的大庙。人家没收他的画，后来发现他有图纸，又没收图纸。没了图纸成了他的心病。以后他不断地画那些大庙，直到七八十岁去世。他床底下还有给老鼠咬坏了的，泡沫塑料做的房子模型。老和尚这么不停地画房子，用自己的话说，这些画呀，也是个思想问题。
我看到那张老和尚的画，不是最大的，大的有那幅四张那么大。他用的笔，铅笔圆珠笔水彩笔，有什么笔用什么笔。老和尚说他画的那座庙，跟小时候出家有关，是他舅舅捐钱在北京造的。舅舅是个大军阀，造庙是答谢一位大德高僧对小魔王的救命之恩。小魔王画了半辈子大庙，贴得满屋子都是。朋友从他那里拿了那幅画没多久，他就死了。一屋子的画通通被烧掉。
我想，那张画和老和尚心中顽固不去的念头，是故国不堪回首牛皮纸中。有过的北京大庙、造庙图纸，即是萦回不去却已不可能再有的故国，以及它无法再造的神妙和恢宏。
老和尚的画是朴素的，他对故国的神往之情，因为联系到生命，注入生命，而生出悲剧的灿烂。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一九二七年投颐和园昆明湖弃世，殉清朝，殉身系的遭劫难的文明，是他内心不得不要做的表达。老和尚亦然。他们让当今艺术中很多观念和行为——那些东西尽管也可以铺陈出鸿篇巨论，讲得狡黠幽深，却显出鄙陋和猥琐的社会弄臣角色。
老和尚的那张图纸没有了。对于疆域人民还在，但精神大厦已倾倒的故国，他的追思是徒劳的。画出的大庙，再大，都不是那座庙本身。但这时，艺术的力量却显现出来。画那些图画时形成了对抗的、朴素而有力的精神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性得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