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从好言到好智
作者：刘皓明
从德国十九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看，语文学——不仅仅是古典语文学——不仅为哲学奠定了基础、预备了其必要的条件，它其实还是所有本质上属于历史的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对于语文学的这种根本性的、哲学的意义，库尔修在其为写作于“二战”期间的《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的英译本所作的自序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
我的这本书，如上所述，不是纯粹学术兴趣的产物。它产生于活生生的冲动，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的压力下形成的。但是为了令人信服，我不得不运用那种作为一切历史研究基础的科学的技术：即语文学。对于精神科学来说，它具有同数学之于自然科学相同的重要意义。正如莱布尼茨所指出的，存在着两种真理：在一方面，是那种只有通过理性来获得的，它既不需要也不能够有经验的确证；在另一方面，是那种通过经验认识的、用逻辑无法证明的；就是说有必然的真理和偶然的真理，或者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有v巖it巗 巘ernelles et v巖it巗 de fait（永恒的真理和实事的真理）。实事的偶然真理只能由语文学来建立。语文学是历史学科的婢女。我力图用像自然科学使用它们的方法时所具有的精确度来使用语文学。几何学通过图来解说，语文学则通过文本。但是语文学也得给出可验证的结果。
但是如果本书的题目是通过语文学的技术来探讨的，我希望能明白无误的是语文学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处理的是文学——即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的西方文化的伟大思想精神传统。它包含有不会磨灭的美、伟大和信仰的宝藏。它是我们可以藉之品尝和让我们目前生活高尚的精神能量的储蓄所……（Princeton，1953；Ⅹ页）
这一段针对性很强的文字最明白无误地阐述了语文学对于整个人文历史学科的意义。比起日后伽达默尔从哲学上捍卫和阐发历史学科“方法”和“真理”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来，库尔修的这段论述更具体地说明了作为一种“技术”的语文学对于精神领域的真理（莱布尼茨所谓的“事实真理”）的根本性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宣言，站在今天的后知后觉的角度上看，它几乎也是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的墓志铭。
综上所述，德意志近两百年的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传统大概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共同点：第一是令人兴叹的博学——这不是杂学的博学，而是极为系统化的、为研究提供全面的资料基础的博学；第二是科学法则的运用，就是在对材料的全面和广博的占有基础上，运用从培根到笛卡儿等发展起来的科学的工具（organon）对材料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和提炼，从而产生了像涉及印欧语演变的格林定律、品达竞技凯歌格律的发现等许许多多根本性的结论；第三是建立在这种博学和科学法则上的精读与文本分析；第四是杰出的叙述或表述，使得十分专门和琐碎的观察与研究结论能够构成一幅大的画面，从而将它们放置在历史的进程里，既为专家也为相关专业人士以及一般读者提供一部详尽、可靠、前沿、同时也有高度可读性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最后，这种宏大画面或精神史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的信念，这种对普遍历史（die Universalgeschichte）的信念坚信西方文明的连续性、优越性及其对人类历史当仁不让的使命，坚信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的希腊罗马古典的几乎是无条件的历史和理论意义。这五个共同点在从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R歮ische Geschichte，1854—1856）到耶格尔（Werner Wilhelm Jaeger）的《教育:希腊人的塑造》（Paideia: 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1934）、从乌尔里希·封·维拉诺维奇-摩兰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的《品达》（Pindaros，Berlin，1922）到奥尔巴赫的《摹仿》都能完整地找到，它们是德国语文学加精神史派的缺一不可的要素。
众所周知，德国的历史主义观随着德国为实现其认定的历史使命的努力的灾难性失败而破产。作为这个宏大的历史和精神事业的婢女的德国的语文学，特别是古典语文学，也随之终结。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终结，正如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的主人公的命运所表现的那样；因为伴随它终结的是如此深厚、如此伟大的一个思想的和精神的传统，这样一个传统的终结是令人惋惜的。在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这里（同曼那部小说的写作过程类似），这种终结的悲剧性讽刺在于这一传统最后的著作中有很多是在德国和传统的德语文化圈以外的国家写作的，是由德国的历史观和使命感所不能容纳的人写作的。然而，虽然历史主义的德意志事业失败了，作为其精神领域的一部分的语文学的辉煌成就，却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目前和未来好言与好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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