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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弹”伦理学
作者：董炳月
樱井中尉名叫樱井忠温，生于明治十二(一八七九)年，卒于昭和四十(一九六五)年。这位在辽东半岛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挨了多发子弹、被从尸堆中救出的日本军人居然活到八十六岁，有些匪夷所思。大陆几乎没有关于樱井忠温的资料，日本知名出版社平凡社一九八五年版《大百科事典》中倒是有对樱井生平的简单介绍，曰：“陆军军人，作家。生于爱媛县，一九○一年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作为松山步兵第二十二连队副少尉出征，参加日俄战争，在旅顺负伤。记录其战争体验的《肉弹》(一九○六)作为战争文学杰作而著名，在欧美诸国也被翻译出版。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年担任陆军省新闻班长，一九三○年升任少将，进入预备役。主编《国防大事典》之外有著述多种，一九三一年之前的作品收入六卷本《樱井忠温全集》”。
辽东半岛的战场是樱井从副少尉晋升中尉的地方，记录战争体验的《肉弹》使樱井声名远播。在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史上，像《肉弹》这样在历史转折点上被高度政治化、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使命并对日本国民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几乎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难以望其项背。包含在该文本之中和文本传播过程中的东亚、民族、忠勇、死亡等问题，至今仍与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发生关联。
《肉弹》出版于日俄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副题为“旅顺实战记”。该作品虽然是纪实，但樱井用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事实创造了一个具有象征性和原型意义的“成长故事”——军人在战场上的成长。全书共二十八章，第一章“战友之血块”为总序，从第二章至第二十八章叙述了日本宣战、将士出征、辽东半岛登陆、初上疆场、力克强敌直至战争结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民和日军将士把“忠勇”二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忠”的对象当然是天皇代表的日本国。在樱井笔下，不仅有贫病交加但深明大义的农村妇女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米为出征的丈夫壮行，更有宫武藤吾这种被编入后备部队的士兵因为不能立即上前线觉得愧对祖国、愧见家人，在寺院宿营时切腹自杀，并按照切腹礼仪先在肚子上横切出个“一”。动刀之前宫武热泪纵横，低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勇”则表现在与“露助”的作战中。“露助”日语读作“痨死开”，是明治后期日本人对俄国人的蔑称，类似于称中国人“支那佬”。日军将士们得到动员令时已经是“骨鸣血涌”(第二章)，上了战场更是勇往直前。“勇”的极致是以肉身为武器攻击敌人，“肉弹”之书名由此而来。意味深长的是，在《肉弹》中，“勇”是一种超越于“国家”之上的人格价值，英勇的俄军同样受到日军的礼遇。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前后，樱井忠温所在连队半个排的士兵在执行侦察任务途中与两名俄军侦察兵遭遇。两名俄兵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挥刀向前，宁死不降。日军见无法活捉，便开枪将其击倒，用担架抬回审问。俄兵胸部被击穿，死在眼前，给敌人的回答只有一句“不知道”。一位俄兵拒绝敌人递过来的生水，只喝自己水壶里的凉开水。樱井忠温写道：“到了这种时候，他仍然记得平时被教导的注重卫生之道，绝对不喝生水。其小心谨慎让我感叹。惟此等男子汉，方能英勇无畏、以我侦察队为敌，挥刀战至最后。”俄兵鲜血流尽而死，死之前用力抬起头流着泪说：“我国内有妻子和一个孩子，请把我战死的情况通知他们。”此情此景又一次感动日本兵，樱井写道：“尽管是敌人，我等依然流下同情之泪。他死后受到深切吊唁，远山牧师为之诵经、作法事，他被安葬在十字架墓标下”(第十章)。如此礼遇敌兵，向“勇气”低头，颇有武士遗风。三十五年后日军在东北为抗日英雄杨靖宇开追悼会，四十年后对占领日本列岛的美国人俯首听命，应当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此中包含着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对待世界的方式。
樱井忠温在攻打旅顺的战斗中右手伤残，写《肉弹》是用左手。这个写作景观颇为奇特。身为目睹了许多死亡、数度徘徊于地狱之门、从尸山血海中逃生的人，他深知战争的残忍无道。前引对于俄兵之死的描写，即包含着对战争残酷性的展示。客观上，《肉弹》中对战争残酷性的揭示与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褒扬是并存的。问题是，樱井把死亡与残忍当作“忠君爱国”的表征，于是“残忍”走向其反面，出现一个悖论：越是惨烈，就越是“忠诚”。《肉弹》被意识形态化、成为特定时代国民教科书的潜在可能性即在于此。上层人物的介入则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具有翻天覆地的意义，因此参战军人创作的《肉弹》受到日本上层的重视。《肉弹》一九○六年三月完稿，乃木希典阅读之后为樱井题写了“壮烈”二字，大隈重信和大山岩亦为该书作序。该书经皇宫侍从武官长冈泽精男爵之手，甚至被送到明治天皇面前。明治天皇为日本国代表，乃木、大隈、大山亦非等闲之辈。
乃木希典(一八四九——一九一二)乃日俄战争名将。日俄战争爆发四个月之后的一九○四年六月初他被任命为陆军大将，八月前往旅顺指挥长达四个多月的攻城战。他的长子胜典、次子保典分别在当年五月的南山激战和年底的二○三高地争夺战中战死。一九○四年六月七日视察南山战场、祭奠亡灵的时候，时年五十五岁的乃木希典心潮起伏，作汉诗一首，题为《金州城外》。诗云：“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风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肉弹》作为“旅顺实战记”数次提及乃木希典，最后一章“死中再生”记述一九○五年元旦攻克旅顺，饱含激情：“号称苏伊士以东第一金汤之城的旅顺大要塞——这俄国赖以作为侵略东亚策源地之城，终于抵挡不住皇军长时间的威猛攻击，敞开城门，守将亲自来到乃木将军旗下乞命。”对于乃木希典来说，阅读《肉弹》的过程就是在精神世界重回辽东战场的过程。“壮烈”二字是他对该书内容的概括也是他本人的感慨，与《肉弹》一书具有相同的分量。大隈重信(一八三八——一九二二)乃文人而非武人，对日本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政治都曾发生重大影响。他创办了早稻田大学，提出“东西文明融和论”，将日本置于“对于东洋来说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来说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新日本论》)的重要位置，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支持袁世凯称帝，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为《肉弹》写的序文中，他把日俄战争的胜利归结于“大和民族的本色”——军纪严肃，上下融睦，殉君殉国，献身牺牲。他还把樱井忠温创作《肉弹》描述为“着战争文学之先鞭且大获成功”。大山岩(一八四二——一九一六)为明治、大正两代的元帅、陆军大将，甲午战争时担任日军第二军司令，攻打金州、旅顺、威海有功，日俄战争中被任命为日本满洲军总司令。他在序言中认为，《肉弹》对日军官兵忠勇风采的展示“益于后人，果何若也”。
乃木诸人乃至明治天皇的介入将《肉弹》完全纳入皇国意识形态的框架。在这一过程中，《肉弹》中本已受到官方意识浸染的民间意识与统治阶层的意识进一步融和，互相促进。这是一场官民共谋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广告运动。而《肉弹》再版、英译的过程，则使“大和魂”发扬光大。一九○八年初，精装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肉弹》经大隈重信同时送到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八五八——一九一九)手里。当年四月二十二日，这位曾在日俄战争中担任调停角色、为了牵制俄罗斯而偏向日本的美国总统在白宫给樱井忠温写了一封诚挚的信，表示已经将其中的一册珍藏于自家的藏书室，并说已经让他的两个儿子阅读了书中的几章。罗斯福认为该书能够在国家危难之时鼓舞青年人的奉公精神，还向樱井忠温和日本陆海军表示钦敬之意。日本天皇的“御览”和美国总统的赞美将《肉弹》置于巨大的“国家—国际”框架之中，《肉弹》因此成为日美两国精神交流的媒介。笔者持有的这册《肉弹》为二○○一年夏天在东京涩谷的旧书展上购得，国书刊行会昭和五十三(一九七八)年五月刊行，前扉页为“天览”二字的篆刻印章，后扉页即为罗斯福的英文信及其日语翻译。天皇和总统“前后夹击”。该版本除了前述题字、序言之外，还录有乃木希典的另一首汉诗，曰：“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攻城尸作山。愧我何颜看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耐人寻味的是出版该“国书”的国书刊行会位于东京都丰岛区的巢鸭，不知这是否具有必然性。巢鸭是近代日本被阉割的地方。这里有“二战”结束时日本最大的监狱，在东京裁判中受审的日本战犯即被关押于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在此被执行绞刑。
《肉弹》是“战争文学”，也是帝国主义文学。将其置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这一背景上来看，其“帝国主义文学”性质更值得注意。这种性质并非表现在对待俄军的态度上，而主要表现在对待中国(大清国)的态度上。
对俄战争作为日本扩张行为的一环是甲午战争的继续，这一点在《肉弹》中亦有明确表现。在具有“总序”性质的第一章，樱井忠温叙述了一个甲午战争结束时发生在辽东半岛的故事。即将“凯旋”的日军某部队在阵亡将士墓前举行告别仪式，一位士兵抚摸着阵亡好友的墓标泪如雨下，对亡友的在天之灵自言自语：“加藤啊，我们要回国了。风吹雨打，枪林弹雨，咱们一起战斗，你战死了，我这样灰溜溜地回去没有面子啊!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回去，遗憾啊。……可是，你笑吧!加藤!辽东半岛成了咱日本的了!你的骨头还是埋在日本的土地上啊。安息吧，加藤，我们要回去了。”这段描述在两场战争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对于《肉弹》来说具有“纲领”性。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的《日中媾和条约》(《马关条约》)中，辽东半岛确实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被割让，成了“日本的土地”，后来由于德、俄、法的“三国干涉”，日本被迫放弃。但是十年未到，包括樱井忠温在内的日军又打了回来。
帝国主义心态决定着樱井忠温把握中国与中国人的方式。从《肉弹》中可以看到，当时日军官兵去辽东时多带有《日清会话篇》一书，以解决语言问题。书中是用日语假名注音的中国话——诸如“俄国兵来了么”、“上旅顺口逃去了”之类。这足以使日本兵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中国(大清国)的土地上作战。但在《肉弹》中，中国基本上是缺席的。对于樱井忠温及其战友来说，辽东半岛只是与俄军作战的战场，而中国人，则以愚昧、肮脏、爱财如命的配角形象出现。《肉弹》对中国人的明确表达最初出现在第五章“登陆之危险”中。将俄军的抢掠、奸淫、骚扰百姓与日军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地方百姓欢迎进行对比之后，樱井写道：“尽管如此，本来都是些在赚钱方面精明过人的家伙，为钱舍命是祖传的吝啬根性，节俭无度，怀里塞着一万元也会龟缩在粪坑里。因为是这种东西，所以常常给我军带来意外之灾，并非敌人，却让我们吃苦头。”此中所含对中国人国民性之认识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チヤンコロ(读音“抢—拷捞”)是明治末期之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之一，而该词本是钱的异称，据说因其与“清国奴”发音相近，故用以称中国人。在《留东外史》(不肖生写于民国初年)第三十一章，居心不良的中国留学生周正勋跟踪日本女学生，跟到鸟居正一子爵家门前，与鸟居家的两个佣人冲突。刚刚离去，身后便传来两声“抢—拷捞”。那段议论之后樱井忠温对王家屯村民做了这样的描写：“呆脸老爷爷，拖鼻涕的小孩子，从此处彼处的房中爬出，好奇地仰视我们。漫不经心地叼着长烟袋，只要此处天下太平，本国之骚乱乃远天之云。其悠闲之态毋宁说令人悲哀。”“爬”与“仰视”这种词汇标出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和等级。不过，在后文的描写中，被“半兽化”的中国人给俄军当起侦探来聪明异常，放牧成为侦察的掩护，所牧之牛羊成为传递信息的暗号，于是日军在俄军的炮击中晕头转向(第十四章)。樱井忠温将此解释为中国人“为金银献上生命”，未能理解其中必然存在的大智若愚和民族主义情感，显然是起因于其民族偏见与帝国主义心态。如果说在《肉弹》中俄军是作为日军的“沙场好对手”(第十三章)出现的，那么中国人则完全被蔑视。《肉弹》中被肯定的中国人是一位名叫张殿申的老翁(出现在第十一章)，他悉心照料驻扎在村里的日军，日军开拔的时候他一大早爬起来到村口送行。樱井指出他是“明朝遗民之子孙”，隐约流露出些许变形的“东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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