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品书录
作者：王丽丽等
反省大事件，复活小细节
王丽丽
尽管“我与胡风”这一总题基本限定了一个切己的回忆角度，但书中的不少文章却超出了人们对一般回忆的预想和期待，很多文章似乎有意淡化展示伤口和苦难的痕迹，而尽可能对事件展开冷静理性的反思。由于这样的反思立足于作者本人数十年身历其境的切身经验，其达到的深刻和犀利的程度，就远不是一般的泛泛研究所能够轻易企及。
这样的文章以绿原先生的长篇力作《我与胡风》为代表。对于胡风研究而言，这篇文章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提供重要启示：提议学术界研究与胡风事件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即“胡风集团”集结和被剿灭的过程，以及舒芜现象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教训；澄清了人们对胡风“高傲，强项，不肯低头认输”的普遍误解，向人们详细展示了胡风在建国初期想真诚负责地检讨，而又始终对批判者的逻辑不得要领，因此无从措手足的尴尬处境；绿原先生的一些直觉感受和判断也屡屡被后来的研究证明。
此外，作为直接参与“三十万言”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草拟的重要当事人，绿原先生还提供了许多外人无从知道的历史细节，如胡风在写作“三十万言”期间，为了确保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万无一失，曾经多次与朋友们在太平街寓所的客厅里，就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批判文章所涉及的所有理论要点展开过模拟答辩，他是以必胜的理论确信，而迎来上书事实上的惨败。对于研究者而言，仔细体会这些意味深长的细节，一定能够得到深刻感悟。
提供历史证言、保存历史细节，也可以说是《我与胡风》一书最重要的价值之所在。在耿庸先生的回忆中，作者完整地记录下了一段当年胡风先生亲口对他所说的区分宗派和正常的文学流派的一段话，胡风在这段话中还特意对宗派主义所包含的封建性做了鞭辟入里的批判，这对澄清人们普遍存在的对胡风集团宗派主义的误解是一段关键的证词。与耿庸先生的证词相呼应，罗洛先生回忆记录的胡风“希望朋友们每一个人献一集颂诗给这个时代”，以便大家集合成“大诗人”的思想，又在另一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胡风坚持创建文学流派、经营文化生态良苦用心的理解。对于胡风研究的其他重要方面，《我与胡风》一书所提供的细节也同样具有纠正偏见、深化认识的作用。
相对于初版本而言，在尽可能填补历史空白、弥补历史缝隙方面，增补本《我与胡风》达到了更深、更细的程度。新增的大部分文章似乎都有意在以前人们所忽略的方面着笔，尤其注重彰显小事物和小角色。欧阳庄的文章首次详细地披露了有关《蚂蚁小集》的许多饶有趣味且让研究者不得不重视的细节。作为一九四○年代末创办的众多带有“七月派”标志的进步文艺小刊之一，至今仍然保留下来的刊物本来就已非常罕见，即便有研究者费尽周折读到这一旧刊，又可能受到许多细节的误导，对之心生疑惑。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娓娓道出，其中的任何一个疑惑，都不知要耗费研究者多少爬梳剔抉的功夫才能够厘清。
增补本还新增收录了一组文学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物甚至是“小人物”的回忆钩沉文章，包括自从一九三九年在“七月诗丛”中出版过第一本诗集《突围令》以后就基本上与“七月派”断绝了文学往来的诗人庄涌，几无文学作品行世的原中国作协创联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严望，以及仅仅因为“三批材料”中提及的一句“苏州一同志”就从此“沦落坎坷”大半生的原苏州地下党员许君鲸。或许，对他们不幸遭遇的发掘不会对文学史或思想史的撰写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编撰者因此显现出来的关注孤弱的人文情怀，却可以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温润，让历史叙述不再显得那么枯干、势利和冰冷。
“增补本”还有一个编辑特点也颇可值得称道。书中有多组文章明显可以彼此照应，以便读者对照阅读。书中涉及胡风和刘雪苇关系的一组文章便是例证。刘雪苇与胡风的关系在一九五五年曾被认为“类似饶漱石和高岗的关系”，为此刘雪苇自然“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我与胡风关系的始末》是刘雪苇在胡风作古两周年之际写作的试图澄清两人关系真相的文章。很显然，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教会了作者“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所以在文章中，刘雪苇着意对“雪胡关系”进行了一番“纯化”。为此，刘雪苇还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胡风在为人处世方面的一些看法。从为文的坦率程度来看，刘雪苇所言自然没有虚诳，但既然是“澄清”和“纯化”，文章当然也就可能忽略了两人关系中原本属于正常的“友谊”方面，过滤掉确实存在过的美好情感。对于刘文中的这一“矫枉过正”，梅志先生在《追忆往事——悼念雪苇同志》一文中委婉地做了补正，并对其中明显的误会做了解释。
通过多篇文章彼此对照来彰显相对可靠的历史真实，这一编辑特点不止是在展示“雪胡关系”这一个问题上有所体现，而是贯穿全书。从终极意义上说，这也是胡风先生编辑遗风的体现。因为胡风先生的一个重要编辑思想就是：编辑者需要营造的是一个公共交流的自由空间，对于这一空间中存在的各方的分歧和对立，编者不必强行干涉或整合，而应该直接诉之读者的理性判断，给读者和批评家留下选择和判断的余地。
（《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增补本），张晓风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无边的典型”
赵 勇
李衍柱先生是通过对“典型”范畴的研究走上文艺学研究之路的，因此，在《路与灯》中，我特别注意他对典型问题的最新看法。以前，在阅读他的那本《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时，我一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中的产物，但《路与灯》中所搜集的关于典型问题的文章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除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这一维度之外，典型问题其实还隐含着一个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维度。因为表面上看，他清理的是西方典型学说的流变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但实际上，典型问题又何尝不是对风行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回应呢？然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现实主义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挤压下渐渐变得风光不再，典型问题也几成过时的话语而不愿被人提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有必要抓住典型不放吗？典型问题还是不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中需要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
作者的回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咬定青山不放松。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讲究典型化和塑造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套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已然放弃了典型化的追求呢？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随着作者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梳理，我们可能会吃惊地发现，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雨果、克罗齐、韦勒克、艾略特、詹姆斯、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卡夫卡、托马斯·曼、庞德、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关注过典型问题，同时也试图在其创作中塑造出属于另一文学谱系中的典型人物。当然，作者也同时指出，虽然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理论家程度不同地使用了典型理论，但其视角与内涵又与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典型理论大不相同。因为前者更看重情感本位和主观心灵本位，而后者则更重视理性本位与生活本位。于是，表面上看，现代主义理论家似乎是抛弃了现实主义的典型，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的是向更高一轮的典型的进军。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课题，也是我们当今的创作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注意到法国“新小说派”理论家纳塔丽·萨罗特在阐述“新小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那全盛时代，小说人物真是享有一切荣华富贵，得到各种各样的供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什么都不缺少，从短裤上的银扣一直到鼻尖上的脉络暴露的肉瘤。现在，他逐步失去了一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从地窖一直到顶楼，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最细小的小玩意）、他的资财与地位、衣着、身躯、容貌。特别严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属于他一个人所特有的个性。有时甚至连他的姓名也荡然无存了。”（《法国作家论文学》，382页）如此这般的冗繁削尽留清瘦，“新小说”究竟想干什么呢？萨罗特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画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上，389页）
如果萨罗特的这种思考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的许多现代派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典型性确实已经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灵世界的矛盾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心灵世界的复杂含混又与外部世界的无从把握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这个时候，卡夫卡笔下的K可能没有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面目清晰、性格明确，但K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特殊的寓意恰恰表明，他虽然无法被传统的现实主义所接纳，但他毫无疑问又成了另一类典型队伍中的一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李衍柱先生所做的工作有点像法国的加洛蒂。加洛蒂以“无边的现实主义”开放了现实主义的边境线，让包括卡夫卡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进行了一次文学移民；李衍柱同样没有固守典型的现实主义疆界，他把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作家笔下的人物吸纳到了典型的队伍中，从而完成了一次典型的扩充，这种典型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无边的典型”呢？
（《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李衍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32.00元）
文学史的难题
钱文亮
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问世，则被看作是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但在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却因此而突出，在洪子诚最近主编的与其《中国当代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和《史料选》中，这些问题以更加具体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作为主编者，洪子诚特别将自己的这套书定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显然是想与其他无“史”的同类选本有所区别。事实上，单看《作品选》，这套书从总体框架到具体篇目，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例如，在大的体裁方面，报告文学一篇都没选，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也没有；但诗歌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而最出人意料的，要算“八个样板戏”中《红灯记》和《沙家浜》的入选，这是前所未有的。它马上带出的问题就是：面对当代文学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现象，究竟如何确认、取舍和处理?这自然涉及到编选者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有关“文学性”的认知标准，以及如何处理文学价值(“文学性”)与文学史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通观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品取舍应该依据怎样的标准。显而易见，为数不少的编选者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或者含混的态度，选本中看不出一种比较统一的、明确的尺度；而在一些明确坚持以“文学性”为取舍标准的选本中，编选者对于“文学性”的理解又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个选本中，所谓“文学性”的标准实际上也是不统一的。即以“八个样板戏”为例，如果将“文学性”定义在艺术形式的独立品格与价值、新的艺术经验的积累与贡献上，“八个样板戏”，特别是其中的《红灯记》和《沙家浜》，在对民族传统的“折子戏”等艺术形式的继承与革新上，在探索传统形式怎么适应现代生活方面，显然积累、贡献了新的艺术经验，在保持传统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里头，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而又没有使它支离破碎。包括钢琴伴唱《红灯记》、《沙家浜》的交响乐，都做了很多尝试。所以它们能够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而以往的选本不选它们，所依据的恰恰是一种“政治性”标准，一种对“文革”的政治判断。实际上，在剥离了具体的政治语境之后，它们是否仍然具有艺术价值和魅力，这才是判断其艺术性或“文学性”的关键。像曹操的诗、《三国演义》、法国的《双城记》等，也是很政治化的。所以，仅着眼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层面，对“文学性”的理解并不全面、准确。并不是说跟政治联系紧密的或者说政治性强的，就没有艺术性或“文学性”。“文学性”的实现要靠具体的文本来说话，其中需要太多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的“合力”。强调文学超功利、反功利的本质、反对文学工具论是一回事，而能否实现较高的“文学性”是另一回事。
其实在一些编选者那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学性”的误解或不求甚解上。你甚至可以怀疑：他们的有关“文学性”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在当代艺术形式本身问题上的专门研究与思考到底有多少?否则，便很难理解在艺术探索方面“领跑”整个当代文学实践的先锋诗歌，在文学界和诸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本中所受到的冷遇。“这是不公平的”(洪子诚语)。这实际上又带出了一个题外话：衡量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标准与要求问题。成熟的当代文学史家，应该有内(内部研究)外(外部研究)兼修、打通历史的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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