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寻找梁生宝
作者：武春生
《创业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风靡一时，即使是今天读来也魅力不减。建国初，刘少奇曾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并写进了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新民主主义”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立的相当成熟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在解放区成功的实践，操作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创业史》第一部所反映的一九五三年春天的蛤蟆滩，正是把此经验推向全国后该村一段短暂的、健康的、向上的“新民主主义”生活。互助组、合作社那时候在广大刚刚解放的新农村是灯塔一样的新生事物，以后的“人民公社”为不少人所诟病，但互助组、合作社似应不在此列。坚持这样说，是因为任老四和他的婆娘，死去的任老三的寡妇和儿子欢喜，还有早先瞎了眼的王老二的儿子栓栓和栓栓媳妇素芳这些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是互助组的基本群众，即使今天让他们单独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富起来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让他们单枪匹马一人一户地去和知本家、资本家竞争更是不公正的。遑论当时？
隆冬时节，站在皇甫村外几近干涸的镐河也即《创业史》中的汤河滩上南望，可看见小说中多次描述过的终南山山影嵯峨。关中人视为亲娘的八百里秦川山河依旧，不同的是，小说外的世界变了。当年的蛤蟆滩，九十九户农民只有富农姚士杰一家能住上青砖到顶的四合院，其余的庄稼人只能瑟缩在用泥巴垒起的稻草棚里，春天害怕大风揭去棚顶的稻草，秋天又担心淫雨泡倒遮风避雨的土墙，一到青黄不接的春三月还要相互“活跃借贷”。如今，他们当年幻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早已变为现实。在当年的蛤蟆滩如今的胜利村青年农民王乃利家里，主人一边在我的本子上留电话号码，一边不无得意地指给我看屋后盖了一半的两层楼房——“明年你再来，就能住到新房里了。”
谁还能想到，他们就是《创业史》中那个为一群娃娃嗷嗷待哺而发愁的农民任老四的后代！（王乃利的父亲当年也是从外乡跑到蛤蟆滩的稻地里给人家扛长工的。）和父辈相比，如今的任老四们已经不满足于让娃娃们顿顿有白米饭吃了。王乃利每年得空都要到城里打工，据说，现在每年离开农村到城市淘金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有九千万，蛤蟆滩自然难逃其外。我身后，金潮鼎沸，市场喧嚣，从蛤蟆滩走出去的年轻人身在其中混得还好吗？
我赶到皇甫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三点，一路劳顿，还没有吃中午饭，在皇甫村那个多次出现在柳青笔下的大十子街上想找一家饭店填一填肚子。先进了两家饭馆，但一进门主人的邋遢以及环境的卫生状况就让我望而却步又退了出来，寻到第三家，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汉闻声出来招呼我，他那一身干净的衣褂以及不俗的谈吐先给我一个好感。在我点了两个菜要了一壶酒犒劳自己期间他一直手脚不闲，小饭店被他整治得窗明几净，水清灶白。
我趁他忙完也端了碗到我邻桌吃饭的时候和他闲聊起来，凭感觉，我对他这一生的经历心里大概已经有了一个自信不会错的估摸，一问，他果然是五十年代的初中生，而他家以前的成分也果然高。
“我们家以前是做生意的，临解放时，买了一点地，成了地主了。像那样游手好闲，能富起来吗？”
他指的是此时窗外大十子街上一群站着无所事事的村人。这又一次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个发现：改革开放后，在底层，率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中以前家庭出身不好者占据了一个很大的比例，而已经被“大锅饭”养惯了的贫下中农似乎特别不习惯“竞争”、“双赢”、“自己救自己”这些市场经济生存必备的素质。
但，五十年前的任老四们在梁生宝的带领下可绝不是如此游手好闲。和他谈着话，《创业史》中那一幕幕蛤蟆滩贫雇农为了改变落后穷困面貌脚踏实地苦干的场面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候我想，建国初，我们党要是真能够按照刘少奇同志主张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走下去该有多好啊，新民主主义社会给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共和国允许姚士杰、郭世富们只顾自己率先富起来，而共产党则把屁股坚决坐在弱者一边，组织任老四这样的穷人走共同富裕，来一场竞赛！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谁有本事谁就显，出水再看两腿泥！
开场的锣鼓，自然是《创业史》第一部里最重要的情节——梁生宝买稻种。从第一章主人公悄然离开蛤蟆滩起，到后来互助组在梁生宝带领下倾巢出动结伙到终南山割竹子扎扫帚以及育秧止，《创业史》第一部几乎所有情节都是围绕着买稻种这件事展开的。梁生宝买稻种是个什么概念？是发展生产！庄稼人，尽管他们中有先进有落后有聪明有愚笨有诚实有奸诈有勤奋有懒惰十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但愿意多打粮食、愿意增加收入是他们的共同点。“百日黄”在蛤蟆滩的庄稼人中间引起了多么广泛的兴趣，在一片“我要二升”“给我分上二升行吗？”“咱一升就行”的争夺声中，梁生宝互助组不知不觉在庄稼人中建立起了威信起了发展生产的示范带头作用，不但吃不饱饭的任老四们在共和国的天空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机会，已经“富起来”的姚士杰、郭世富们也感到了失去往日“地位”、“荣耀”的威胁：“庄稼落到蛤蟆滩的穷鬼后头，就没脸过河那岸去了！没脸从下堡村大十字过！”姚士杰、郭世富，蛤蟆滩两座四合院的当家人在稻地里商量着联合起来去郭县买稻种的时候，一场比赛谁能打更多粮食的竞赛已经激烈地悄悄拉开了帷幕。
梁生宝，当他怀揣着乡亲们七拼八凑好不容易弄下的钱到郭县去买稻种的时候，当他和欢喜走在黄堡街集上，按照区委书记帮他一同制定的生产计划筹备着到终南山割竹子的资金的时候，他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互助组的组长对互助组的丰产计划充满信心，而且也坚信自己在这场竞赛中一定能胜利。“有党的领导，我慌啥！”郭世富，当他卖掉粮食，把厚厚的一沓子钞票装进怀里，志得意满地走在黄堡街上去买“肥田粉”的时候，他也是踌躇满志气宇轩昂的。想到这时候正领着蛤蟆滩的一帮子贫雇农，为了互助组的丰产计划在终南山的苦菜滩扎下营盘一身臭汗死熬苦战割竹子的梁生宝，他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嘿嘿！咱两个较量较量！看你小伙子能，还是我老汉能！日头照你互助组的庄稼，可也照我单干户的庄稼哩……你互助组的地里下雨？我单干户的地里也下雨哩……共产党偏向你，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不偏向你……天照应人。”
从财富上讲，从经营庄稼院和土地的经验上讲，梁生宝是劣势。但他有共产党的支持和穷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梁生宝经常说的口头禅是“有党的领导，我慌啥！”小伙子不显山不露水地踏踏实实做着对大伙有益的事情，得人心。
世界上没有一个在精神上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人是真正厉害的人，不管他手里掌握的是财产，是政权，还是军队。姚士杰，当他独自一人在他的四合院张牙舞爪欺负栓栓媳妇赵素芳的时候，当他面对栓栓、增荣等一个个跑来向他借粮的穷人的时候，他觉得他力量大得可以咬铜嚼铁，但是，一旦让他面对群众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了。他知道，穷人，“他们单独一个一个地，好对付，凑在一块很厉害”。几十年后，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类第一次出现了穷人领导富人的政治经济‘异构’”（林炎志：《笑迎挑战》，河南人民出版社，49页）。不准确，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和国也曾有过一段穷人领导富人的经历。而且还相当成功！
如果说故事照此发展下去，蛤蟆滩乃至全国就必然是“公私仓廪俱丰实”，中国人民可能要提前几十年进入各种产业竞相发展的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康社会。即使是姚士杰们赢得了胜利比互助组打的粮食多一些，（按当时的社会风气，谈何容易！）不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口大锅里？可惜是刘少奇同志的正确主张一九五三年夏被批判一通后即被丢弃在历史的角落，随之而来的是这一年冬天也即《创业史》第一部尾声描写的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是共和国第一次不是靠经济规律而是靠行政手段靠群众运动来经略经济。柳青情不自禁地议论说，“要知道，好多历史事件，都是逼出来的，譬如，不搞五年计划，不一定会有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商人不捣我们的乱，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不实行统购统销，互助合作不一定会一下子结束逆水行舟的阶段而快马加鞭。历史巨人的脚步并不乱。没有上帝！是辩证法同志决定：旧势力在灭亡以前嚣张和疯狂，让它刺激我们，逼使我们很快地发动消灭旧势力的斗争，义无反顾！”（《创业史》，492页）
但，你可以强迫人家卖出多余的粮食，你却无法强迫更多的粮食自己从地里生长出来。人都是事后诸葛亮，一帆风顺中，谁曾会想到共和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历史的三岔口，不但有“右”，“左”的倾向也在一个劲儿向已经组织起来手握大权的穷人招手呢！本来，粮食的紧张毫无疑问会刺激粮食的生产，粮价上涨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然会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我们却逆客观规律而动并把每一步遇到的经济问题都想靠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解决。结果是一大二公，强迫命令。把所有的劳动力都装进一只篮子里弄得社会鸦雀无声。结果呢？饿死人！“我们党丢掉了搞新民主主义的想法开始批判五种经济形式并存”也正是滑向极左的开始，自此后再也收不住脚，以致酿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并最终导致“十年浩劫”。抚今追昔，让人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本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啊！
三年灾害让蛤蟆滩稍微上些年纪的人至今心有余悸。“手中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人活着，吃饭问题是第一件大事。庄稼人出身的梁生宝怎么会忘记了这根本呢？精明的灰头发老汉郭世富只对全家二十几口人的生活负责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里外照应，把三慢、三快加三勤奉为一生信条，生怕一不小心做出什么大错事。合作化后上下河沿百十户庄稼人过日子的当家人梁生宝身上的担子和他相比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呢！可惜，从一九五三年的冬天起，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梁主任就对生产关心少而对社会活动投身多了。一个人，当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一颗心都交给群众和他们同生死、共艰难的时候，当把自己的命运和群众的命运混淆在一起分都分不开的时候，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几十年后我在想，那时候，梁生宝梁代表如果把他的威信不是用到统购统销、反右派，而是用到发展生产以及其他许多急需的正经事上，例如计划生育，又会如何呢？
黄永玉老先生曾经把知识分子这一个时期前后的遭遇称作是作茧自缚，其实，何止是知识分子，梁生宝甚至位置比他高出许多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何尝不是作茧自缚呢？又过了十年，小伙子自己也成了运动的对象。作为“文艺黑线”的标兵，文化大革命中梁生宝想逃过一劫岂不近于想登天。柳青也难逃厄运，陪伴他在皇甫村生活了十四年的妻子马原在运动中忍受不了凌辱折磨跳塘自杀了，他本人也在一九六七年被赶出他深深热爱的皇甫村。
受伤害的不仅是肉体，更严重的是精神。当转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一九五三年春天那样“一个迷人的春天”（一九七九年四月，《人民日报》有诗，《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作者艾青集中表达了那一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重新开始当年被打断的历史进程的时候，已物是人非。“人生七十古来稀”，“梁生宝”如果还活着，如今该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将如何面对如何感慨这几十年的沧海桑田！
找到他的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接待了我，听介绍是他的上门女婿。老人已不在，留下的旧迹只剩下墙上当年柳青送他的照片以及年轻时他和其他劳动模范的合影，我好不感慨！据说，他在改革开放后一度也曾想有所作为，打井，办配种站，似乎都失败了。当年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似乎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不知道这里面深藏的含义以及历史的必然是什么。他一九九七年前后去世的遭遇更让我不胜唏嘘——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已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故人已星散，而年轻的一代却像离离原上草一样蓬蓬勃勃生长起来，拔也拔不净。有一天，我在宾馆里碰到一位年轻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松下幸之助传》，这是当前的新流行，工人阶级当然需要有千百个自己的比尔·盖茨和松下幸之助。我一直深深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深情地回顾过俄国知识分子当年苦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也回顾过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苦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千辛万苦才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当年，这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何叔衡、刘少奇、周恩来——他们本来已经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了，他们出身于大家，是公子、少爷、小姐，本可以子承父业，舒舒服服地继续做其地主、资本家，做其人上人，但是他们不，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阶级，舍弃一切，提着脑袋干起了革命，这是为什么？他们的选择又告诉了今天的我们什么？今天，当各色人等都在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地争着抢着想挤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驾马车的时候，救中国、救穷人还是不是我们年轻人一代又一代不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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