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作者：祁进玉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使用，对于它的定义，今天仍有很大争议。在概念上，族群与民族有一定的区别。民族一般是指被制度化了的族群共同体，而族群则仅指一种人群范畴。吴泽霖主编的《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解释是：一个由世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
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的新作: 《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研究现代羌族民族史的构建及其历史、文化的变迁来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羌在汉藏之间》以在人类资源分享与竞争关系及其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进而，基于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的理解，作者对于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羌族，目前约有二十二万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它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约六百五十八万的彝族。它的西方是人口四百五十九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它的东方则是更广大的汉族——可能是全世界宣称有共同祖先的最大族群。羌族民众也常自豪地称“我们族是汉族、藏族，彝族的祖先”。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过二十万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联结在一起？这也是作者自一九九四年开始进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察工作的初衷。他先后八次进入岷江上游与羌族分布聚居的北川地区做田野调查，累计约有十一个月。除了观察、记录当地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外，他最重要的活动是问村民一些简单的问题，并做口述录音。作者通过经过设计的主题与问题，以及他与羌民民众的对话产生文本。“异文化”研究和人类学解释性的重新思考，引起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民族志的文本加以分析、解剖和批语的潮流。一九八二年《人类学年鉴》发表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名为《民族志作为文本》的文章。两位作者主张，民族志可以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他们运用文学批评对故事的梗概、观点、性格化、内容和风格的划分和分析法，对民族志的写作法进行全面研究。而王明珂博士则认为，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都被视为一种“文本”或“表征、再现”。“文本”之意义在于其与“情境”之互映，而“表征、再现”则是强调它们是在某种社会本相下产生的表象。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情境也赖文本来显现与活化。
文本分析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中，都受到相当的重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文本分析方法较之于比较文学与语言学和民俗学等，又有较大的差异和宽泛的理解。文本分析不同于结合各种史料以归纳、发掘“事实”的“类比法”。不过把各种文献史料、口述资料与文化展演都当作一种“文本”，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进行文本分析时如何处理田野工作与文本的关系。《羌在汉藏之间》为了反思传统的“客观文化特征论”在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中的做法，以及构建民族典范史以及解构与重构等问题时，收集羌族当地人中广为流传的“弟兄祖先故事”和“英雄祖先故事”的文本并进行分析、诠释、演绎。然而，对田野作业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些现代学者看来，研究传说、故事、神话者，就应该进行田野作业。从理论上，传说的地方传统在民间，民众解释在民间，社会功能在民间，所以必须通过田野作业获得这些知识，任何现代文本研究都会希望获得田野调查的支持，那样的工作近乎完美。可惜好的理论只能接近事实，而不等于事实。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就在于它千样百种，变化万端，而不是理论。所以对古代传说做现代田野调查，用以印证古代传说，被限定在具体问题上。另外，王明珂博士在充分运用文本分析说明当代羌族的族群认同与区分时，尽可能收集多个流传较广的文本，如“弟兄祖先故事”在不同地区、不同人之间的意义歧变，因此才能加以比较，使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更具有可信度，
对于羌族的族群认同研究以及典范羌族史的构建，最早约在一九一○——一九二○年，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除记录描述羌民的文化特色之外，他也尝试探索、重建羌民历史——由夏代的大禹延续到清代。由于陶伦士将羌民的宗教视为一种“一神教”，他更进一步将这支民族的历史追溯到东迁的古代以色列人。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okett Graham），也曾几度进入岷江上游地区做过调查。陶伦士与葛维汉对于“羌民”的兴趣，主要不是在其历史，他们以及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之羌民调查者的主要研究旨趣，都在于从文化、体质及语言来寻找、建立一个典范的当今“羌民”。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任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他们的研究仍然继承前一阶段的历史研究传统，强调“历史上”的羌族及其与中华民族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对当前的羌族则关注很少。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岷江上游的本土历史神话，羌戈大战故事，引起学者的关注。这流行于理县、汶川一带的故事，述说一个族群如何自西北地区河湟流域逐渐向西向南迁居的过程。在青海省的河湟地区经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文化等遗存表明就已有人在此活动生息。
“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约公元前十三世纪），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秦与汉帝国时期，政治统一带来疆域与族群认同的扩张。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分称陇西一带西方非华夏人群。西汉昭帝与宣帝时，汉人的势力进入河湟（黄河上游与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的地理人群概念波及河湟地区，今西宁（青海省府）当时称为临羌。上述“羌”或“氐羌”这些地理人群概念的变迁，表现华夏形成过程中华夏的西方族群地理边缘变化。由“羌”这个族名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以及此记忆所蕴含的历史过程，经由“羌人地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记忆，使人了解华夏与西方异族之间曾有一个漂移的、模糊的族群边界。
同时，在羌族史研究中无法忽略的是，自唐代以来另一个核心——吐蕃与其佛教文化——曾将它的边缘由西向东推移，在明、清时也将部分岷江上游人群变成其边缘。再者，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在东方的扩张，又曾将这些羌民变成另一个边缘——以色列人的后裔，基督教文明人群的边缘。然而在构筑典范羌族史的过程中，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历史上“羌人”的自我认同与本土历史记忆。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等人所著的《羌族史》糅合本地传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此典范羌族史被认为是最具说服力、也最具权威性的典范之作，也是一个长期的华夏边缘建构的历史。
《羌在汉藏之间》一书的目的借李亦圆先生的评述：作者除努力为“羌族”的民族史或民族志做剖释外，另一重要的目标则是借“羌族”的形成过程的分析进而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等概念做“族群理论”的探讨与解构。很明显作者是一位较近于所谓“近代建构论”的学者，所以在他的观念中“中华民族”实是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的自我想像建构的产物（3页）。为许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更加认同的族群定义：族群，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而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在其主编的《族群与族界：文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一书则认为，自我认定的归属和被别人的认定的归属，是族群的最重要的区分特征。他从族群的排他性和归属性来界定族群，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界最主要的是其“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缘等“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分为两派。一为根基论（Primordialists）（又译为原生论），一为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ts）。根基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天赋或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但是根基论者并不强调生物遗传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观文化特征定义族群。相反，他们注重主观的文化因素，认为造成族群的血统传承，只是文化解释的传承。情境论者则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境变化的特征。工具论的早期代表阿伯乐·库恩（Abner Cohen）承认族籍具有象征或情感上的召唤力，因为它就人们的起源、命运以及生活和意义等生活中的永恒问题作出了回答。同时他认为族籍之所以具有象征召唤力是因为它具有实际的政治功能，只有关注于族籍的这些政治方面，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族群意识高涨的同时，另一些地方族群意识却在消失，为什么并不是在任何社会中族籍认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作者不仅批判、解构历史实体论，同时不为近代建构论所囿限，而实际上是超越了两者的境界，进而从未来世界族群和谐平等共处的观点来“筹谋改进或规划更理想的人类资源共享环境”，这是何等开阔的胸怀！（李亦圆语）在王明珂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作者指出，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或根基论与工具论，都不是完全对立而无法相容，而事实上各有其便利之处。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
由于羌或氐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联，因此，“羌族史”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黏合剂。王明珂博士用“华夏边缘观点”来说明“羌”的历史也就有更为深刻、重大的意义。在“族群”（包含民族）的了解与界定上，强调由族群成员所相信或争论的“我族边缘”（哪些人是异族）来认识一族群的本质；在历史文献上强调其社会记忆本质，以探索留下此记忆的社会情境；在考古资料上，注重人类资源竞争、分配体系与其生态环境背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由异例分析了解一个社会的多元本质、模糊边缘、权力关系与历史变迁。
在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观点相悖而争论不休时，王明珂博士推出历史人类学的典范工作《羌在汉藏之间》，一扫人类学著作传统的形象，将思辨与逻辑说理巧妙结合，田野作业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并与历史古典文献做精心的比较与阐释，给读者以遐思与启迪，却又不失横生妙趣。正如李亦圆先生在序中所言，例如他的“毒药猫理论”，“羊脑壳”与“牛脑壳”故事，“弟兄故事”与“祖先英雄”传说，以至于所谓“一截骂一截”的现象等等，都能引起读者会心一笑的体认。而作者将文本分析引入人类学田野作业，也有其特殊的目的，“事实上，在此历史中有一个重要关键尚未被提及，这关键，就是历史上‘羌人’的本土历史记忆”（209页）。所以，作者将注意力放在田野作业中素材的收集和文本分析上，结合与《西羌传》、《史记》等的比较研究，挖掘羌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本土历史记忆或作者所谓的历史心性。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族群认同与区分成为热点问题，尤其是多民族国家这一问题更是凸现出来。不过对于全球化这一非常复杂同时又有其魅力的历史过程，寻找同一性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费孝通先生一九八八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一格局“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的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李亦圆先生认为王明珂博士在其《羌在汉藏之间》一书指出欧亚大陆东西两半的体制未必是西欧优于东亚，西方沿大西洋岸虽有讲人权、自由的富国，但其内陆则常卷入宗教与资源竞争的迫害与争斗之中；然而东亚却能以“多元一体”的国族主义理想，以经济支援及行政力量来减轻内陆的贫困与匮乏，并维持族群的秩序。假如以不具文化偏见的立场论，东亚的体制实有其长远发展的意义。很显然对谋求更公平境界的“全球化”人士而言，应该都是可以促进他们反思筹谋的典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