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寻找回来的世界
作者：沈 洁
神灵、虔诚，还有依着记忆的碎片复原的秩序与传统，究竟哪一个才是主宰中国人生活世界的真实？景军的《记忆的神庙》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景军通过对西北甘肃大川村孔姓家族重建孔庙这一“文化发明”的研究，用“社会记忆理论”重构了大川孔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是如何运用村庄历史的记忆对社会政治变迁作出宗教性回应的。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实往往是因着历史延展而来的，命运多舛的大川人似乎用他们的苦难见证了民族—国家充满了规训与横暴的成长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曾经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那里享受过无比辉煌与荣耀的孔姓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随着孔氏宗族制度的式微，大川社会的旧秩序瓦解了，在随之而来的不断以消灭旧社会残渣余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大川的孔姓族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据景军的统计，从一九五○年末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建立，共有一百二十一人被划为“坏分子”和“阶级敌人”。这中间包括两个从前的族老，九个“保长”，五个“封建迷信分子”，两个低级国民党官员，两个教师，“地主”和“富农”户中的四十八个成年人，五十一个宗教社团成员。他们遭到的刑罚包括长期徒刑、劳动改造、政治上被监控、财产被剥夺，以及被禁止外出旅行。
从肉体上消灭“坏分子”还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是必须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封建特权运动”中，大川的孔庙被封了。一九七四年孔庙被毁，拆庙剩下的建筑材料包括砖、瓦、石、大梁、窗户和大门，被作为大川集体财产分给了各家农户。在孔庙的废墟上，工作队甚至带着一群中学生在瓦砾中堆起了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土堆，并大喊政治口号，攻击这个临时性的儒家象征。在这一系列侮辱性的公众仪式中，大川的孔家人始终沉默着。
随之而来的是水库修建和村庄的被毁。大批良田和成百座坟茔丧失。在景军的采访中，大洪水、消失的老村，至今都是人们不愿提及的记忆。像号啕大哭的老奶奶，除了一望无际的水却再也望不到的家，祖先的尸骨被毫无办法地遗弃或者草率安葬……在大川人富于感情色彩的叙述和尴尬沉痛的回忆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凯歌高奏的“现代化”宏大史诗的背面，被淹没在赞美声浪中的无声呼号。
如吉登斯所说，工业化不仅导致了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水库的修建作为“现代化”事业中雄心勃勃的一项计划，一往无前地被推进了，却未曾顾及将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因此背井离乡，并且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贫困。没有人承认由移民而引起的这些紧张而持久的民生问题，相反却有一部将盐锅峡水电站颂扬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发展中特殊篇章”的纪录片，和小学课本中描写一个孩子在参观水电站后自豪而激动心情的课文，将大川人所经历的痛苦神圣化了。
对于大多数大川人而言，村庄的过去是一场痛苦的记忆，这与乐观现代化主导下的叙事方式，几乎是完全背离的。政治斗争使大川的孔家人经历了迫害和社会歧视，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极端的文化断裂，就像那位村民所说，“村干部想尽一切办法挽救生命、恢复生产，但人们的心再也不能凝到一起了”。世人皆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人翁”，行进在无比欢畅愉快的腾飞旅程中。然而在这个有关于进步与自豪的民族神话中，显然还有大川人不堪回首与隐忍无奈的苦难。
社会如何记忆 如果说人们耿耿于怀的关于苦难的各种细节是较为个性化的民间的记忆，那么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大川孔庙的重建、仪式的复兴则更多的是一种群体取向的记忆。景军声称，研究大川孔庙的故事，想要理解的就是村庄的过去是如何作用于村民现在的生活的。这样看来，大川人重建孔庙，就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古老建筑的重新树立，仪式的象征、信仰的秩序、权威的建立则可能是大川孔庙重建的更多深层含义。
孔庙的劫难反映了孔家人在过去时代所遭受到的苦难，因此对大川的孔家人而言，孔庙不仅是远古以来辉煌荣耀的纪念，更成为承载他们身心创伤的神圣象征物。保罗·康纳顿说，“社会记忆本身，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也就是说，现在之所以存在，是建立在历史延续的基础之上的；而村庄之所以存在，则是由村落中的群体对历史时空中事件的共同体验而塑造的。大川孔庙的重建则无疑表明了这一观点的有效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从“文革”的风雨飘摇中走出来的大川人开始了寻找庙产、重建庙宇历史的努力。由十四名“愿主”组成的庙管尽管出身各异，但他们却一致作出了重建一座好庙并管理好它的承诺。在几乎所有大川人的心里，这座饱经忧患的庙宇的重建是他们作为大川孔氏存在和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最好理由。
一九九一年，新庙终于竣工了。为了完成对庙宇历史的回溯，大川人为他们的新庙撰写了一篇纪念性的庙文，在这篇文章中，赞美了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追溯了老庙的历史及其重建过程。在这里，大川人用只字片语隐约地描述了庙宇的被毁和他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苦难”被写进公共性的记忆叙述中，大川人看似举重若轻的表述却恰恰让我们看到，庙宇的重建不仅意味着一个神圣场所的复归，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社会对于横暴权力的微弱抗议。祭祀的仪式也是精心设计的。由于完整的祭礼用语和规则早随着老一辈仪式操作者的湮没而消失了，庙管们只能通过各自零星的记忆，拼凑出了一份典礼仪式的纲要。古奥的语言以及严格的程序暗示了仪式和仪式的表达都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而这一切则象征了正统和权威。大川孔庙在仪式复兴过程中对古老传统的刻意模仿和保留，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宗教的神圣性。因为世俗只有在被赋予了神圣性之后，它才能成为完成社区整合和规范社区成员生活秩序的象征性权威。
大川孔庙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经由祖先崇拜而变为整个社区的信仰象征的。一方面，孔庙的祭祀活动严格体现着孔氏血缘继承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新的仪式中， 庙管们又创造性地运用为孔子塑像、允许外姓人参观甚至叩拜孔子及其弟子的灵牌等方式成功地使孔子成为一个“非祖先化”的地域性神灵。在此过程中，对孔氏先祖的祖先崇拜及与之相关的庙宇活动便转化为地区性的“集体象征”，从而完成了整个村落成员的族群认同和对社区的整合。
民间信仰的复兴运动是近年汉学人类学研究中发现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景军为我们记录的大川孔庙的故事则不仅表明了传统在现代性成长过程中生命力延续的一般特征，更细致地展示了一个社区是如何通过重构其历史记忆而完成对现代的整合与认同的独特经历。
社区权威、秩序的重建 孔庙的重建，在大川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神圣的象征符号。在庙宇筹建、信仰确立和仪式操作的过程中，庙宇空间日益聚集起新的权力资本，成为重新配置社区权力的象征物。在一般中国民众的宗教生活中，民间权威与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依据韦伯的界定，“权威”可以分为三类：神异性权威、传统权威和科层式权威。王铭铭指出上述权威理论的生成更多的是在欧洲古典历史的语境下生成的，“韦伯过于注重社会中正式制度的演变，从而忽略了在非正式场合中‘非官方民间权威’的存在及其重要角色”。景军的研究同样证明，在中国的村落视野中，权威的来源是相当多元和复杂的，包括土地所有者、村政府、有文化的人、有号召力的人、仪式和族谱专家等等，他认为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威包括四个标准：道德权威、政治影响、仪式专长、个人魅力。在大川，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完全摧毁了原有的社区权力系统，而孔庙的重建又为权力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契机。
一九八四年，大川孔氏的祭祀仪式在一个三间房的木匠作坊恢复了。更富戏剧性的是，这个临时仪式是由当时的大川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的。官方势力对于仪式活动的介入更可被视为一项深思熟虑的争夺权力资源的举动：持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民众生活苦难使得人们对于村政中的掌权者充满了不信任，对于神圣性仪式的复兴，正好为完成社会动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行政权力对神圣权力资源的介入以及争夺，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宗教的复兴提供了可能。这与萧凤霞的研究不谋而合，萧凤霞通过对华南地区近年来民间宗教和仪式的大规模复兴的考察，认为与经济利益、地方文化相勾连的仪式复兴不完全是由民间力量自发推动生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实则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产物。八十年代大川祖先祭祀的重新展开，亦可视为村庄行政对神圣性资源争夺的产物。
不过，大川的情形又有所不同。村干部对祖先崇拜的控制实际不到一年，很快他们的行政地位就被新的势力群体所取代，同时被迫交出了对神圣资源的控制权，交给了一群拥有仪式专业知识的老人。新的村干部和孔庙的老庙管都曾是大川先前苦难历史的亲历者，对他们来说，孔庙的重建，不仅意味着个人经历中平反的扬眉吐气，更加表明他们将个人与村庄的历史联结在一起，希望通过恢复和重振一个神圣场所洗刷村庄过去所遭受的屈辱与多舛。村政与庙政如此紧密的结合实际显示了大川民间权威的多元模式。如果说孔庙可被视为大川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核心空间的话，那么由这个神圣象征所确立的权威资源的来源是相当多元的，既包括政治影响，也包括仪式专长，在此过程中，甚至纠缠着新旧两代领导人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以及重建村庄历史的努力。新干部与老庙管共同主宰下的孔庙重建和仪式复兴活动重新构建了村庄内部的权威与秩序。大川孔庙重建的故事很有效地表明，从政治权力的介入到象征符号的组织，庙宇所创造的是一种神圣化了的权威制度。在地方性的权力体系构建过程中，神异性的权威、现代政治权威交错其间，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相当复杂和多元的民间权威模式。
在重建孔庙的过程中，大川人重又寻回了他们的充满荣光的历史，一段被屈辱和苦难掩蔽了很久的历史。在这座中国西北的普通村庄中，大川人的经历也许不会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加特殊，他们也只是在用自己的哀恸和坚忍，书写着来自于平凡世界的中国人的记忆和历史。当人们从辽远的现在回首过往的时候，过去总是被笼罩在无数的尘埃与迷雾当中，以至于就算是曾经身处其间，那些苦难或者荣耀都会变得隐约而不甚清晰。在孔庙氤氲的烟火和凝重的肃穆里，大川人为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己寻找到一个回来的世界。然而，历史或许是可以寻找的，但这寻回的世界却依然只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世界。在这里相遇的，不仅有神圣、救赎和护佑，还充斥着权力、争夺以及随遇而安的妥协。在时空中流转绵延的历史大约就是这样的，信仰和理智、传统和现代，说不清到底哪一个更加真实，哪一个才是中国人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主宰？
我们生活的此处，既是今天，也是历史。
（《记忆的神庙——一个汉人村庄的权力与道德》，景军著，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