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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记忆”与历史认识
作者：董炳月
“建国大学”作为“满洲国”的最高学府，早已随“满洲国”的崩溃烟消云散，淹没在越积越厚的历史尘埃之中。不要说日本人，即使是中国人，知道这所学校的也很少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但是，对于曾经在该校就读的水口春喜来说，它不仅是母校，同时也是认识历史的基点。水口的历史观，正是建立在那半年间的大学生活和随后一年间的满洲生活体验之上。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写这本书，通过回忆那段往事批判近代日本的侵略历史，与日本社会日益猖獗的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站在右翼学者藤冈信胜主持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对立面。水口春喜是作为历史当事人来回忆、反思个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与“学院型”历史研究在方法、立场诸方面均有差异。他用“手记”的形式展示出一幅更为感性、更为真实的历史图景。
文化殖民政策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机构的设立是其实践形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建国大学”作为昭和前期日本文化殖民政策的实体，与朝鲜半岛的京城帝国大学（一九二四年设立）、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一九二八年设立）处于同一序列之中，是研究日本海外殖民教育的重要对象之一。与京城帝大、台北帝大一样，“建国大学”其实也是“帝国大学”——这根源于“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日满一体”的本质。这种本质的表象，就是该校学生每天都要对昭和天皇“东方遥拜”，对天照大神“默祷”。本质上是“帝国大学”却名之曰“建国大学”，是为了掩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表现出“满洲国”作为日本殖民地与台湾、朝鲜半岛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差异性。《马关条约》（一八九五）与《日韩合并条约》（一九一○）赋予了日本在台湾、朝鲜半岛两地实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日本人能够堂而皇之地在两地设立与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相同的“帝国大学”。而满洲的情形不同，日本在这里的殖民统治并无类似的“合法性”，于是实质上的“帝国大学”名之曰“建国大学”。本来，当时的日本殖民统治者曾经为殖民教育机构的命名费过心思。汉城大学人类学教授全京秀在《日本的殖民地／战争人类学之现在》（岩波书店《思想》二○○四年第一期）一文中考察京城、台北两所殖民地帝国大学的时候指出，京城帝国大学最初设想的名称之中有“朝鲜帝国大学”，但这个名称会引起“朝鲜帝国”的联想，遂弃而未用。由于这个原因，设立台北帝国大学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台湾帝国大学”之类的名称。
命名的虚伪性是“建国大学”幻影性质最显在的层面。
“建国大学”更深层面上的幻影性质，在于各族（实际上是“各国”）学生并未建立起对于所建之国“满洲国”的认同感。水口著作的最大价值，正在于以当事人的身份从内部展示“建国大学”的学生们国家认同意识的分裂状态，即“建国大学”的虚幻性，由此进入对日本军国主义之侵略本质与残酷性的展示。在口头上标榜“民族协和”、实际上连伙食分配都存在着等级的“建国大学”里，完全没有建立起“国家认同感”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作为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成员，遭受的摧残是全方位的。他们在端起盛着高粱米饭的碗之前被迫用日语高唱赞颂天照大神之歌——这个场面具有象征性。在这个场面中，语言的压抑、思想的控制、人格的污辱、自然生命的摧残等多重奴役重叠在一起。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他们在日本教官发出“默祷”的口令时心中暗暗“磨刀”，在“东方遥拜”的时候祈求“东方要败”，甚至不惜冒入狱、杀头之险走上反满抗日之路，都是必然的。
如果说中国学生不认同、并且抵抗“满洲国”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日本学生同样没有对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建立起认同感则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在这方面，该书第二章提及的森崎凑的例子最有代表性。森崎凑为“建国大学”四期生，一九四二年四月从日本九州的商业学校去满洲，入“建国大学”就读。当年十八岁的森崎凑大概也是和青年水口一样怀着“雄飞之志”的，但是，入学一年之后他就退学回了日本，参军入伍进入三重海军航空队。战争末期他成为神风特别攻击队队员，没有死于作战，却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剖腹自杀。亲手切开自己的腹部，割断脖子上的动脉，将刀刺入自己的心脏，极其惨烈的死……年仅二十一岁。森崎的亲人、同学（包括水口春喜）和学者大都将其退学与自杀归因于由国家、民族问题而生的烦恼与痛苦，证据在他的《遗书》（图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中。确实是如此。在“建国大学”就读期间，当森崎切身感受到身边中国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对“抗日排日的中国人”怀“敬爱”之情并引以为“同志”的时候，对吵吵嚷嚷的“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感到“厌恶”是自然的。从“建大”退学返回日本是绝望于“满洲国”、绝望于“民族协和”的结果，在此延长线上，剖腹自杀则是绝望于日本的结果。对于森崎凑来说，两种绝望具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在这个心理背景上，他自杀之前脱下官方发给的制服就具有几分象征意味——“国家”被卸下来了。与这种自杀仪式形成“反义对比”的，应当是二十五年后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自杀。与森崎自杀前脱下官服相反，三岛自杀之前穿上自制的军服、发表演讲，表达对日本和天皇的忠诚。
森崎凑以退学和自杀的方式否定了“满洲国”和日本这两个或假或真的国家，同时也使一位“建大生”对日本的思考止于战前日本。而一九四六年九月返回日本的水口春喜不同，水口亲历了“建国大学”的闭幕、目睹了战后“在满日本人”的种种悲惨，并在战后长期对此进行思考，因此得以在更深层面上理解了“满洲国”的悲剧意义，并将对国民分裂状态的认识从“满洲国”内部延伸到了日本内部。在这个意义上，水口春喜是作为另一个森崎存在于战后日本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满洲国”、“建国大学”乃至昭和日本的历史注脚。在水口春喜的此类叙述中，尤应注意的是日本人的阶级性——即日本内部的分裂性∶关东军领导层在苏军进攻之前偷偷地将自己的亲属送回日本本土而置百万以上的日本平民于不顾，在日本投降后又主动提出将滞留满洲的日军官兵甚至日本平民提供给苏联方面用于劳役。这类史实是日本军国主义领导者们不愿正视、极力掩盖的，所以原关东军参谋濑岛龙三才公然篡改历史、制造“关东军提出了将军队官兵和普通日本人送还本国的要求”这种谎言。当这种国民的分裂性（即阶级性）被日本人自觉认识到并由此进行思考的时候，日本内部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就产生了。起源于内部的批判是更为有效的批判。事实上，这种批判也成为战后日本和平精神、民主思想的内在驱动力。就水口春喜本人而言，以满洲体验为基础的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成为他认同日共政治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怀景仰之情的心理基础。如他自己所说∶“战争结束之后我才知道，迫于战前的那种黑暗政治，日本的所有政党都参与、支持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但在这种情形下存在着不向迫害屈服、置生命于度外反对侵略战争的日本共产党。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怀着坚定信念、高举主权在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大旗的政党的存在，不仅证明着日本民族中具有进步的素质，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战前史的骄傲。”这显然成为他加入日本共产党的重要原因。而随着他的加入日本共产党，“满洲体验”也以他为中介与日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直接关联。
十九世纪末之后的满洲对于近代日本具有多重意义，嵌入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明治日本在这里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从而恶性膨胀，军国主义者在这里实践殖民思想、构筑“满洲国”这个“昭和最大的梦想”。同时，满洲也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风景”——比如在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那里，在川村凑《异乡的昭和文学》（岩波书店一九九○年出版）一书论及的安部公房等战后日本作家那里。而战争结束前后滞留满洲的日本人的种种苦难，又成为战后日本和平、民主思想的原材料。水口春喜的这本书作为日本人的“满洲记忆”之一种，也应置于上述背景来认识。
水口对日本殖民统治罪恶的批判显示出另一种可能性——“苦难共有”的可能性。客观上，日本平民确实在“二战”中经历了巨大苦难。东京大空袭与广岛、长崎的被炸是人所共知的，战争结束前后滞留东北的日本人更是悲惨之极——成为日本国“弃民”的同时又作为日本国的“国民”承受着苏军和当地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打击与复仇。但是，日本人的苦难很难获得中、韩诸国国民的共感。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首先是作为加害者存在的，他们是在加害别人之后成为受害者，其受害具有惩罚或“报应”的性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某些美化侵略战争、肯定殖民统治的日本人完全无视中韩诸国国民曾经经历的更大苦难。只要美化战争的言论存在于日本，日本人的苦难就只能消失在加害者身份的巨大阴影中。而当日本人自觉地正视他国人的苦难、意识到自己的加害者与共谋者身份、从近代日本内部寻找自己成为受害者的原因并站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立面的时候，他们的苦难才有可能引起受害者的共感。这种共感是日本与其曾经伤害过的东北亚诸国达成和解、共同追求普遍价值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水口的这本书同样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东北亚诸国之间的历史记忆的差异性。
据沈燕《长春伪满遗址大观》（吉林摄影出版社二○○二年七月版），“建国大学”的遗址位于现在长春市人民大街一百二十一号，由长春大学使用。该书附有“建国大学”校门的黑白照片∶一边是太阳旗，一边似乎是“满洲国”的国旗。校门旁边的房子有几根方形的高大烟囱，远处两排矮房，颇显苍凉。像是大学，更像是荒野上的旅店。那可能是建校初期拍摄的。水口春喜记忆中的“建国大学”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不过，当那种记忆转化为这本书的时候，一种与该校当初的办学理念相反的思想从这里产生了。这大概是“满洲国”和“建国大学”的制造者们始料未及的。
二○○四年三月十三日，于寒蝉书房
（《“建国大学”的幻影》，水口春喜著，董炳月译，昆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