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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作者：周小庄
作为与一年一度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由世界大公司总裁和政界要人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对立物，世界社会论坛二○○一年一月在巴西南部城市波托·阿尔格尔第一次举行。
世界社会论坛的起源与一九九八年至二○○○年左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于一九九五年起开始谈判拟签订一份“关于投资的多边协议”，并准备将此协议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该多边协议如果签订并执行，将给予资本流动高度的自由化和对外国投资的高度保护。在多边协议的争端解决程序之下，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资本输入国的法律或法规对他们有歧视或是有损于他们的利润，他们则可以向该协议的法庭对资本输入国政府提出诉讼。巨额赔款的威胁将大大削弱资本输入国政府执行本国法律以保护本国人民的福利、创造就业机会、维护国内小企业以及储存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能力。一九九八年初，法国报纸《外交世界》发表了使这一协议草案曝光的文章；该协议的不合理性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法国国内社会运动的强烈抗议之下，法国政府撤出了谈判，并最终导致该协议草案的搁置。法国的社会组织“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 for a Tobin Tax for the Aid of Citizens）”在这一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曾提出应对投机的资本运动课税以控制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该组织即为实施此提议而奋斗）。在此之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当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部长级会议时，美国的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与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举行了激烈的抗议活动。两个月后，二○○○年一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五十名知识分子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会期间组织了“在达沃斯反对达沃斯”的活动，试图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传播到世界媒体。
在这些背景之下，两位巴西的社会运动领导人Francisco Whitaker 和 Oded Grajew 向法国的“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的会长 Bernard Cassen提议，联合组织一个由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参加的世界性会议。这个会议要超出仅仅是示威和群众抗议，要有知识理性的分析并寻求具体的替代方案。会议称之为世界社会论坛以示社会关怀。这一提议得到了“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他们一致认为，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自一九七一年开始举行以来在世界各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作出的决定负面地影响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而又不受任何的民主制约。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以及工业化国家中的贫穷人口和受排斥的部门应当迫使这些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本国的政府向社会负责。世界社会论坛即是“为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和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并致力于建设一个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地球之间具有富有成果关系的社会的民间团体和社会运动提供一个开放的集会地点，使其能够在此进行反思，民主的辩论，提出方案，交流经验，并相互连接有效行动”（世界社会论坛宪章原则第一条）。为了象征对达沃斯的资本统治世界的抗衡，世界社会论坛特意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的同期举行。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的地点选在巴西的波托·阿尔格尔市举办。波托·阿尔格尔是巴西南里约格兰德省的首府，该市以实行了多年的公民参与对政府预算的规划和监督而闻名；与此同时该市的生活质量指标属于巴西少数几个最高的城市之一，因而是民主管理资源的榜样。
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来自一百一十七个国家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的大约四千七百名代表出席，另有一万多名个人参加。会议围绕“财富的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例如，如何建立一个为全体成员生产物品与提供服务的平等的体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贸易？什么样的金融体制可以保证平等和发展？如何保持地球的多元性功能？）“财富的分配和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将科学的发展转化为人类的发展，保证人类共同资源的公共性以及防止这些资源变为商品，促进保证所有成员拥有尊严的生活的财富分配，建立对环境的社会控制），“民间社会和公共领域”（加强民间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发展公共领域，保证公民获得信息的权利和媒体的民主化，世界性公民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保证阶级、民族和其他形式的多样性），以及 “新的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和伦理道德”等四个主题举行了十六次会议，四百二十场研究和专题讨论会。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论坛的组织者们决定今后每年举行。
世界社会论坛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是保护主义者，是反对全球化；并进而指责他们反对经济全球化给贫穷国家和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而世界社会论坛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则认为他们反对的是大公司惟利是图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因为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他们指出，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而世界社会论坛才是全球性的，是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是“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为了维护世界社会论坛的民间性和多样性，世界社会论坛的宪章原则规定任何国家的政党和军事组织都不得参加论坛的活动；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在二○○三年一月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会上，刚刚当选的巴西总统卢拉仅得以东道主的身份向与会者致欢迎词；委内瑞拉总统柴沃斯希望在论坛上发表讲话，也被安排为非正式的论坛发言。
社会论坛的规模也一次比一次大。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有一万多人参加，主要来自拉丁美洲、法国和意大利。第二届参加者的人数增长到四五万人，第三届进一步扩大到七八万人。随着参加者规模的扩大，代表的多样性也越来越广泛。在二○○三年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共有来自一百三十个国家的五千七百多个组织参加。不仅来自各国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包括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社区共同体、部落和原住民、学生和学术界、环境保护组织、人权组织、反战运动、宗教团体、消费者协会、公平贸易协会以及少数族群有代表参加；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欧洲各个政党的人士也来参加世界社会论坛，他们关心环境保护和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社会论坛的焦点也在不断深入。第一届社会论坛着重分析世界的形势、抗议达沃斯的新自由主义；而第二届和第三届则着重于讨论提出改变目前局面、建设“另一种世界”的方案和实施策略。
世界社会论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明显的例子是二○○三年九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不公平的农业协议，导致坎昆会议无果而终。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农业人口仍占很大的比重，因此农业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长时期以来，世界农产品的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甚至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却对自己本国的农业实施各种补贴和高关税的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希望在WTO新一轮的农业谈判中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它们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其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然而发达国家显然不希望对已有的协议做过多的修改，他们希望进行新的市场开放，将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等四个议题（即所谓的“新加坡议题”）纳入WTO的谈判。针对这种状况，以世界社会论坛的主办国巴西为首的二十一国集团（即二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包括印度、中国、南非、埃及等，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坚持认为在美国和欧盟的农业补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能启动“新加坡议题”的谈判。由于二十一国集团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拒绝妥协，坎昆谈判宣告破裂。巴西外交部长阿莫瑞在坎昆接受采访时表示，二十一国集团的出现是对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有力的抗衡，使WTO的力量对比“突然之间重新洗牌”；他还指出，保持二十一国集团的团结至关重要，它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和其他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巴西的波托·阿尔格尔市举办了前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之后，今年的集会移师印度的孟买。这是社会论坛的组织委员会将论坛扩展到另一大洲，使亚洲和非洲能有更多的人参加的努力。二○○六年世界社会论坛将在非洲举行。孟买是印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是拥有一千三百万人口的超大规模城市。然而孟买是一个财富分配极端不均的城市，一方面印度70%以上的上市资本在孟买股票市场交易，另一方面孟买 40%的居民居住在贫民区，城市的基础设施亟待改进，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因此有人认为在孟买举办世界社会论坛有些嘲讽的意味，因为孟买是印度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具象征性的城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孟买又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大都市。它是印度国内移民优先选择的地点。在孟买说南亚次大陆的各种语言、信仰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人都有。而且在孟买工会运动、妇女运动、反抗种姓制度的运动以及各种非主流的艺术、表演和电影都很活跃。因此，孟买为代表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政治观点的团体和组织一起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实践证明，本届社会论坛移师孟买是成功的。在印度组织委员会的努力下，不仅印度社会极度多元化的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踊跃参加了论坛，而且亚洲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许多代表参加，来自非洲的代表也明显增加。因而实现了论坛组织者将世界社会论坛从南美洲扩展到亚洲的初衷。据印度组委会统计，来自一百三十二个国家、二千六百六十个民间社会组织的八万多名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加上非代表的个人，本届论坛有十万人出席。来自四十五个国家、六百四十四家媒体的三千二百多名记者报道了论坛的活动。论坛的新闻中心使用自由软件Linux的操作系统。
此次世界社会论坛的议题在保持了前三届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统治世界的传统的基础上，还具有印度和亚洲的特色。首先，印度种姓等级制度的最低层——Dalit，即过去被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的代表在本届论坛最为显著。虽然印度的宪法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Dalits仍然是印度最受歧视的阶层。大约两万名Dalits从印度各地汇集孟买抗议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次，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教派冲突和宗教政治化（特别是印度教政治化）是辩论的一个主要议题。第三，反战运动的诉求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不仅是由于美国目前在西亚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且因为南亚次大陆充满了核武器。本届论坛共举行了一千二百多场研究和专题讨论会。除此之外，各种民间手工艺的展览，街头戏剧性表演，以及抗议游行充满了会场。因此有的报纸将此次论坛称之为“边缘人的狂欢”，但是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参加论坛的不仅有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代表，包括社会底层民众的代表；也有各种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和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等等）的代表和观察员，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和二○○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参加了论坛的专题讨论会。在关于世贸组织中的二十一国集团的讨论会上，巴西WTO的首席谈判代表和印度贸易工业部的副部长分别介绍巴西和印度在世贸谈判中的立场并与与会者进行了对话。这种听取民众意见的方式使我印象深刻。
世界社会论坛在成功地举行了四届之后，今后如何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有些人认为，世界社会论坛作为“一个开放的集会地点”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有助于将各种力量集合在一起，但是在经过了几届论坛的各种会议、讨论、辩论和专题研究之后，应当付诸联合行动、成为一个运动。但是，世界社会论坛的两位创始人则认为论坛应当继续保持作为“一个讨论和教育的集会地点”，论坛“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他们指出，如果将世界社会论坛变成一个单一的运动就会大大地减少其丰富性和多元性；与此同时，开放的论坛并不影响各个组织举行他们都同意的行动，只是不应当将某一个行动强加于论坛。从前几届论坛的经验来看，作为“一个讨论和教育的集会地点”，世界社会论坛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将为促进世界的平等和可持续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