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钱币流动的网络
作者：郑广怀
在作者塞丽泽（Zelizer）看来，钱币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和用途，远不是统一的和可交换的。她举例说，对一群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的“团伙”而言，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母亲给他们的钱捐给教堂，而当他们打算把抢掠弄来的钱捐出去时，他们会畏缩不前，因为那是“赃钱”。同时，她也声称没有看到走向通用的统一的货币的趋势，相反，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被标记的专用的钱币倒是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倒不是说金钱没有能力穿透现代社会生活，而是人们根本就不抵制商品化，他们占有钱币并对它加以改变。如果人们只能获得一种标准化的公共通货，他们就会把钱币切割成专门化的“分支”。一旦可能，为了不同的社会用途不同的钱币（通货）就建立起来。
尽管塞丽泽关注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但是她的分析依然具有较广泛的生命力。她首先分析了家庭用钱。如果丈夫是掌握收入的一家之主，妻子就会不断为争取家庭用钱而斗争。这成为家庭冲突的主要来源。家庭主妇们经常在她们的丈夫熟睡的时候从他们的口袋里“偷钱”，这些钱用于个人花销，有时也用于家庭开支。在一九○五年，一名妇女曾因从丈夫的口袋里“偷”了十美元获罪，被判四个月监禁。
详细考察了不同阶级的状况，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家庭中，丈夫会针对妻子的一些特殊要求给一些“小钱”，有时是为了哄哄她，有时也与她讨价还价。另一种模式是丈夫直接支付家庭的所有开支，在支付时有时给妻子一些可以允许的误差。这两种模式都涉及到小规模的争斗和监管。妻子便求助于秘密的机动“资金”，比如买衣服后再把衣服换成现金，有时候这样做也是为了支付家庭开销。当送礼在世纪之交盛行起来后，家庭主妇们处在严格的家庭制度下，不得不以买圣诞节或生日礼物为借口而获得自己可支配的钱币。第三种方式是丈夫定期给妻子一笔钱，甚至在银行开一个联名账户。
在上层阶级中，妻子受到的财政约束一般是最严格的。在经营农场的家庭中，妻子可以支配她自己的收入，这叫做“零花钱”，一般来自于卖鸡蛋和黄油等的收入，而这些钱是与家庭主要收入相分离的，后者源于出售农作物和牲畜的收入。作为一种不是很主要很正式的收入来源，“零花钱”一般用于较琐碎的开支。但是不仅如此，它有时也用来买孩子们的衣服，从而为家庭福利作出贡献。
相反，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则控制了家庭用钱，她们掌握着丈夫的工资，在满足家用后，给他们一些个人零用钱。遗憾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塞丽泽似乎更为关注其结果，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由丈夫控制家庭用钱的反转（inverse）。在工人家庭中，丈夫和已经工作的孩子们要么不说出他们的真实工资，要么隐藏他们的收入，以获得个人零用钱，用于不法的娱乐消遣或者购买家庭主妇不让他们买的必需品。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和上层阶级中的妇女非常类似。塞丽泽进一步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双收入家庭”，妻子们拥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然而当代的研究表明，妇女获得一份独立的收入并不意味着使她们从家务活中解脱出来，也不意味着她们获得更多的家庭权力。塞丽泽指出了两点：第一，妇女的收入在家庭中仍然是边缘化的，被视为“零花钱”；第二，妇女把她们的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家庭开支，而男人们则想保留更多的钱用于个人享乐。这就出现了矛盾：妇女们的收入曾经是不被看重的，但是现在却常用于家庭开支，这就需要对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财政社会学进行研究。
塞丽泽考察的另一个主题是礼品经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赠送圣诞礼物或其他节日礼物成为一种风尚。送钱逐渐流行起来，现金成为受人欢迎的一种礼物。现金礼品实际上已经被心照不宣地打上标记，成为“被标记的礼品”。例如，一张圣诞节的支票不能用于家庭日常开支或支付赌债，违背这一期待会导致冲突。塞丽泽还分析了在层化交换中出现的“情感钱币”，例如父母给孩子们的钱，长辈们给新婚夫妇的钱。层化的礼品赠送也出现在封闭的私人交换之外，例如小费。作为一种显示地位的赠品的原型，小费在二十世纪以后逐渐流行起来，导致了公众对其不同的道德评价。小费的出现是暧昧的，它游移在收买、施舍和敲诈之间。一些立法者甚至试图禁止小费，认为这是一项轻罪。而从习俗上讲，小费是从欧洲舶来的，被认为是非美国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小费还是存在了下来，一九一八年一个送报员就曾因为拒收客户两分钱的小费而被解雇。
各种复杂的社会力量也参与到关于小费的问题上来。直到一九二○年，通过从法律上把小费定义为一种合法收入，官方才正式地将其归入功利主义钱币的范畴。这一做法的结果使得美国服务员收取小费的行为得以制度化。他们的工资一般被定得很低，因为他们被认为可以获得很多小费。在这里，塞丽泽留下了很多未能解释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美国的饭店要付小费，而在法国不用？一旦情境被设定，服务员收取小费的动机是明显的，但是，同时也需要对消费者为什么感觉到有必要或有压力付小费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
作者关注的第三个主题是给穷人的慈善救济和福利。直到一八三○年，美国给穷人的慈善救济还主要是以分发现金的形式进行的。十九世纪中叶，救济变成了实物形式，比如供给食品、燃料、衣服和药品。他们认为金钱破坏了穷人的道德力量。随着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大家关注的问题集中到穷人的社交礼仪上来，例如在公共场所酗酒和消遣。一个特定而又持久的主题是给穷人以优先权使他们得以持续地参加“寿险”投保。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彻底沦落成乞丐，从而不得不用公共开支来埋葬他们。这种做法引起了社会工作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应该破除移民社区中存在的失败的“道义经济”，通过对穷人的“启蒙”打破他们原有的社会理想和财产观念。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工作者开始努力把穷人救济从实物形式变回现金形式，实物形式的救济使穷人产生了物质上的依赖和心理上的冷漠，而现金形式的救济则使穷人家庭有机会学习理性购买行为。而到了四十年代，钟摆又摆了回来，鉴于实物救济难以管理，人们建立了各种特定的“通货”，例如食品券。这种来回摆动的现象说明了反作用力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把被标记的通货挪做他用的秘密过程，他们的做法类似于塞丽泽在前面所描述的家庭主妇的策略。食品券是不能用来买烟草、化妆品或快餐的，但是他们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获得了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把塞丽泽的理论放在网络分析的框架中，就可以更为精确地分析在特定钱币流通过程中变量间的因果决定关系。例如贝尔（Wayne Baker），他的研究表明了芝加哥商品交易相互分离的网络是如何形成分离的动态价格的。推而广之，一种特定的钱币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路径，它通过一种特定的网络流动。借用塞丽泽的例子，妓女们就很少把她们的功利性支出和福利支出混同起来，她们往往把做皮肉生意弄来的钱用来吸毒或者参加派对。这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领域，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个人网络并与一种钱币对应。其实在塞丽泽所关注的每个主题中都是如此，例如，丈夫和妻子的钱币对应于他们各自的网络结构。为了扩大网络出现了斗争，而网络又以物质财富为支撑，无论你是参加今天的毒品俱乐部还是参与当时欧洲移民的葬礼，如果没有一种特定的钱币完成物质交换，你就不能进入网络中，从而赢得社会尊敬。
从网络分析的角度来看，塞丽泽所描述的大量围绕家庭开支的斗争可以视为男性和女性所参与的关于物质财富的社会交换的不同的路径（流程）。将她的分析推进一步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由于妻子比丈夫更致力于家庭福利，更愿意为家庭做贡献，从而使她们把其控制的收入的大部分用做家用。大量事实表明，与男性在喝酒和其他男性的社交活动流程中花费了很多钱一样，妇女也把大部分的家庭开支用在购买衣服、饰物、餐具和其他用以展示身份地位的物品上。例如，她们为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们购买最时髦的衣服，这和她们的丈夫用在喝啤酒、参加葬礼和打高尔夫方面的开支一样，不光是功利主义倾向的，而是一种身份的展示。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仍然存在着性别分化的交换路径和网络。如果我们追踪这些网络的延伸范围，可以发现，女性构成了一个地位展示的舞台，她们逛商店争相购买流行的家具和时髦的衣服。有关这些特定的钱币的社会学问题其实就是关于网络结构的问题，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钱币的存在和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同类型的网络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同一个问题。
塞丽泽对被支配者的钱币流动关注较多，然而在支配者当中同样存在着特定的流程，事实上，这些网络的特异性和分化构成了金融上层阶级的统治，例如，同样一颗钻石，在私人持有者手中和在属于某个“小圈子”的钻石商人手中的实际货币价值是有较大差异的。在高级金融市场中，在一个较大规模网络的中心存在着一个具有特权的交易网络，而外围则是其利润来源。当一个融资买入者利用要收购的公司的资产价值来负担或融通收购过程中所负债务时，如果没有网络，就会遭到其他融资者的抵制和袭击。因此，金融归根到底就是网络，钱币只是不同的网络位置间的沟通符号。
塞丽泽总结性地指出，“标记……位于经济过程的核心”。这个结论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动态网络或钱币流程，它们互相贯通而又相互冲突。一种是被标记的钱币，对应于特定的路径，当个人出于促进内部团结和排斥或控制他者的社会动机时就会采用此路径。另一种是以经济功利主义中性钱币为基础的范围广大的网络。每一个网络都会产生出支配性的力量，某一网络中支配力量（相对处于优势地位的力量）的改变或者被支配者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都会导致结构的反向运动。在社会科学中如何提出一般性理论对此进行解释，是塞丽泽开辟的一个新的理论空间。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Pin Money,Paychecks,Poor Relief,and ofter Ourremcies by Authors:viviana Zeliz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August,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