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读书短札
作者：黄 恽等
黄恽
王铭铭先生《魁阁的过客》一文（载《读书》二○○四年二期）中说：云南呈贡县的“魁星阁是什么时候建的？经历了多少历史沧桑？史书中还没有详细的说明”。据我所知，魁阁与晚清癸卯年经济特科中式的“同状元”袁喜谷有关。早在一八九八年，贵州学政严修上书，请求设立经济特科考试。所谓经济特科，是朝廷在内忧外患交集之时，为了应付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复杂局势而出台的一项改革措施，即通过考试选拔经世济时的人才，是近代改革科举，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由于政局动荡，考试一再推迟，直到一九○三年才正式举行。那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发布上谕说：“经济特科保荐人员，著于闰五月十六日在保和殿考试。”张仲仁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说：“余以甲午而后三次回避，无路进身，揭债入都，姑妄一试”，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张仲仁二十岁不到就中举人，却一直成不了进士，于是，他只得走进了保和殿经济特科的考场。
经济特科分初试、复试两场，张之洞任总校官，首场取一等四十八名，二等七十九名，慈禧担心革命党混进政府中，传旨说复试不得过三十人，最后只得取二十七人。拆封后，第一名正是张仲仁，考官们觉得皇皇抡才大典，一个无官职的江苏举人竟然跃居那些已有进士身份的中下级官员之上，丢颜面，就把原本第十名的云南袁嘉谷改作第一名，而把张仲仁换成第二名。
云南人认为这是邦家之光，将他称为“同状元”，于是，在昆明郊外筑魁星楼志喜。据林庚白《孑楼随笔》云：“余于庚申游昆明，去城三十里，见有石碑巍然，书‘大魁天下’四字，即嘉谷所树……”袁于“大魁”之后，一任浙江提学使，后又调任日本留学生监督，著有《卧雪堂诗话》、《滇绎》等。
以恶致善还是以善致善？
陈嘉映
读了今年第四期上盛洪的文章《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读完后还有一二困惑，写出来向作者讨教。
这篇文章谈的是个无比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应当以恶致善还是以善致善。文章最基本的论证大概是：历史证明以恶不能致善，剩下的逻辑可能性就是儒学的“以善致善”。我的困惑是：以往的历史的确表明人类做了很多恶事，并没有最终致善，但以往的历史同样也表明，有人做了很多善事，同样没有最终致善，否则宋襄公和孟子怎么没给中国带来持久和平呢？盛洪的结论似乎是这样得出来的：他用历史事实来反驳他要反驳的主张即以恶致善，用理念的方式来辩护他赞成的主张，即以善致善。此一论证法，如今虽颇流行，未见得成立。
我们通常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西方的残暴，用孔孟的书来证明中国的仁义。的确，盛洪也举了几个中国史上“仁义之师”的实例。但这似乎不说明什么。盛洪大概不难在西方历史中也找出几个仁义的实例，更不难在中国历史中找到远为更多的残暴实例。用这种办法来比较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哪个比较仁义，我想很难有什么结论。历史中更触目的是残暴和欺骗，吉本的这个断言似乎更合乎我们读史的印象，无论读的是外国史还是中国史。
盛洪最后指出，儒学并不全盘否定武力，评论说：“儒学的思维方法，不同于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这个评论也让我十分困惑。难道西方思想家都是要么主张无限使用武力要么全盘否定武力？这样的非此即彼，似乎是盛洪本人断言的，而没有任何形式逻辑会这样主张。
钱锺书的两首佚诗
秦和平
最近，因读杨绛《我们仨》，见有钱锺书赠向达（觉明）的打油诗等记载（74、92页）。联想数年前，我曾读向达先生《西海感旧记》一文（《中法杂志》一卷十期），亦记载钱锺书赠诗之事。翻阅旧时抄录的笔记，证实记忆不虚。
一九三四年，向达先生受北京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的派遣，与王重民先生至欧洲寻访流失海外的珍稀资料。在英法期间，他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多有交往。向先生说“钱锺书的学问和为人，人家知道他的很多。不过，一般人对他颇多误解。其实他是‘语狠心慈’，有见解，有真情，是一位典型的文人”。
一九三八年八月，向先生从巴黎返国。离别时，钱锺书赠两首七绝相送。一首是：“岂能容子老山阿，草木皆兵到桂萝；危幕燕巢时有几， 枯槐蚁聚地无多。”另一首是：“言归访旧多成鬼，惜别高歌一动神；凄绝沧浪危苦语，湘江南去少行人。”向先生对之评价“语重心长，感慨百端，他的为人由此可见”。
查《钱锺书集·槐聚诗存》（三联书店二○○二年十月），未载这两首七绝，特此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