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康德二百年祭
作者：张汝伦
在康德看来，理性危机的出路在目的论。目的论是理性批判的最终归宿。认识批判的目的是将工具理性（即知性）限制在现象领域，而将目的领域留给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之所以先于理论理性，是后者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它与目的，即理性本身之基础和指导有关。在《纯粹理性批判》最后，康德引进了上帝、自由和不朽这三个理念，它们是理论理性趋向的目标。康德说，这些理念的真正意义，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人本身属于目的王国，作为它的一个成员，他给它规定普遍规律，他自己也服从这些普遍规律。因此，这样做时，他不是服从一个异己的意志，而就是服从他自己。“纯粹实践规律的目的是理性完全先天地给出的，这些规律不以经验性的东西为条件，而是绝对地命令着，它们将是纯粹理性的产物。但这样一些规律就是道德的规律，因而它们只属于纯粹理性的实践的运用并容许有一种法规”（《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
然而，人的意志毕竟不像神的意志，它会受到感性的影响，所以道德规律必然采取一个命令的形式，即绝对命令。康德把绝对命令表述为三个公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永远把人当目的而不要当手段。但绝对命令是一个“应该”，它可以影响但不能决定经验世界。这就是说，它归根结底不能驯服欲望和激情。如果每个人的道德义务都与一个绝对命令联在一起，人服从这个绝对命令，因为他必须服从，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应该？实际上在德行与幸福，道德与自然，道德与政治或义务与利益之间，总是有根本的不一致。但康德不能承认这种不一致。他必须在自然、政治或人的利益中找到终结目的。他必须证明他的“理性神正论”。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目的论。
康德知道，历史是一个罪恶的故事。但他必须设定它是一个进步的故事。历史进步不是来自道德行动，而是由于自然机制的运作或天意。天意利用我们的欲望、罪恶、暴力和战争来完成它预定的使命。这意味着光是人类理性不能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道德律不能控制大多数人类行动。康德会同意卢梭知识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存在着紧张的观点，但他不放弃希望。因此，他也同意卢梭的目的论，即上帝将它的智慧与荣光表现在自然的必然性与和谐中。在人类特殊行动的层面，在人类的利益和动机层面，我们的确找不到一个理性的设计。人类事物是无计划的。但是，在自然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自然的计划。在理性之上有天意，在人的目的之上有“自然的目的”。是天意，而不是人类理性在引导历史。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天意，所以我们将它称为“天意”或“命运”。康德甚至把它称为“独断的观念”。自然的目的不仅符合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而且还保证它们的实现。
然而，康德目的论地解释的自然容易被人用作自由选择和实现欲望的手段，那些欲望并不必然是道德的。但康德不担心这个。卢梭并未将目的论用于人类世界。康德显然比卢梭更乐观。所以他虽一样厌恶罪恶，却比卢梭更强调它们积极的和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及它们最终必定克服或超越自己的方式。康德的这种目的论思想实际隐含着“目的证明手段”的逻辑；而这恰恰是被实践理性禁止用于个人的。可是，康德目的论的确自身隐含着这样一个重大的矛盾。我们是否应该为了一个无限遥远的将来而容忍眼前的罪恶？康德目的论必然会产生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暂且不论。问题是康德明明对人类历史的丑恶有足够的认识，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用目的论来证明它的合理性？
其实，康德目的论的主要功能不是证明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为了证明终结目的的合理性。和卢梭一样，康德其实已经看到了虚无主义的幽灵。工具理性不能设定终结目的或价值，更不能证明它们。理性的这个危机是近代虚无主义的主要症状。德行与幸福，道德与自然，道德与政治或义务和利益间的不一致，恰好表明了近代世界和生活的失范和无序。我们无目的地活着。我们追求幸福，却不知什么是幸福。当康德断定自然和实践理性的目的，将自然与自由，德行与幸福，义务和利益与目的论联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要恢复生活的意义。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只是人生意义的投射。然而，如果目的论在实践中只是一个“独断的观念”，它如何能在我们的世界中有说服力和有效？其实，恰恰是因为理性甚至都不能说服它自己，才需要这样的“独断的观念”。因此，尽管这种目的论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末世论色彩，却使它“无可奈何花落去”，似乎成了对现代性而言最不合时宜的传统遗迹。更由于它将意义问题实际推到了彼岸世界，它对现实生活也就无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目的论在他们那里就像在被他们批判的启蒙思想家那里一样，成为断然否定与抛弃的对象。历史没有目的成了几乎所有当代思想家的共识。然而，虽然他们取消了历史的目的，他们却并未因此将康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推进一步。相反，虚无主义已经成了支配性的存在方式。理性只是无目的的工具理性，终极目的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笑柄，而韦伯的“价值无政府主义”却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欲望成了行动的指南。资产阶级在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的同时，也使得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行动变得同样的无聊和庸俗。无论是讲坛上的故弄玄虚还是学院里的闭门造车，都只是为了满足欲望的需要，却一样没有终结目的的承诺。不同的立场和做派，却有相同的动机。无论是“思想解放”的勇士还是后现代的先知，一样都是鲁迅所谓“做戏的虚无党”。在短暂的理想主义泡沫消散后，虚无主义在东方同样显示了它的威力。在计算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人类生存越来越丧失了其理性的根基和意义。当我们从陈旧的思想库存中找出人文精神之类的老式武器来对付虚无主义时，其实没有看到人文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辩证关系，没有看到人文主义同样也是一种虚无主义，如果它仅仅是主义的话。
今天的很多人会认为，康德哲学中最成问题、最站不住脚的就是他的目的论。然而，哲学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它针对什么问题和进一步提出了什么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或尼采、海德格尔之所以活在我们的时代，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以此。康德活在我们的时代，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也以此。我们究竟是已经超越了康德当年的问题，还是深深陷入了此问题？我们可以不屑康德的结论，却无法回避他的问题。康德以后的历史表明，反虚无主义也可能变成虚无主义。然而，如果理性只是一种工具，那么理性自身的根据何在？如果理性本身没有根据，我们凭什么要求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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