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北京，东京，全球城市
作者：高桥润二郎
二十世纪，我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问题上消耗了七十年的时间。二十一世纪，上述两种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对立，可能也会持续同样长的时间。在新的世纪里，究竟应该是经济至上还是生态环境至上？我认为，这将是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冲突。然而，如果从理论、科学或是实践上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彼此对立的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缺陷。由于这两种观点只是形成了观念上的对立，各自都没有提供科学的根据，所以，当然也就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意识形态的对立，若是不造成流血冲突的话，当然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很有可能导致一种血腥的对立，比如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按照布什的观点，这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是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冲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是一场新的战争。但是，我认为，事件的发生，并不仅仅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对美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种生活方式持反对观点的人们的一种反抗。比如，从技术角度看，法国用的是原子能能源，而德国倡导的是绿色能源，这样，法国必然会威胁到德国的环境，这就将形成冲突的新来源。
关于经济至上还是生态至上，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超越的。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是不好的，大型企业的生产方式会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于是有了“小的才是美好的”这样的观念。但是，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对大量生产产生普遍的反对态度——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破坏了地球的不可再生资源。而大量消费则给环境带来了极大负荷，这种负荷又是不可恢复的。由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并不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种方式本身不好，而是它所造成的后果不好。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非洲国家，也会走上发展的道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对实际，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是改变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内在的形式。比如，不能因为汽车有污染，就废止汽车，而是要想办法减少它的污染。丰田公司现在就开发了以蓄电池为能量的汽车，如果这一方案最终可行的话，即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汽车，也不会给资源和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因此，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使用汽油还是不使用汽油的对立，而是应该在技术上找出新的对策。这是未来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是，无论如何，在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很多的对立和冲突。现在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都有很多的摩擦，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之间也有很多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未来的经济运营中，其主体究竟是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民族学者对三千五百个民族的生产交换形式做了调查，结果归结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指令型，即由政府制定一些规则来主导生产交换；第二种，是市场型，即遵循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交换；第三种，是互惠型，一般表现为捐赠。如果从这一调查结论来看，当今世界上，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主要有三类，即政府、企业和非赢利组织。这三种形式所占的比重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由此就会引发很大的冲突。比如，在日本，许多原先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都正在向民营化过渡。但是，应该看到，最重要的还应该是那些非赢利组织。目前在中国，志愿者活动所占的比例还不是很大，但是，我想，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的志愿者活动将会快速发展。我认为，在未来，大学、新闻机构都将会发展成非赢利组织、志愿者活动的主体。现在的情况是，新闻机构为了生存经常会有裁员一类的举动，大学为了经营还要收取学费，但理想状态并不应该如此。大学生交纳的学费并不应该是一种消费，而应该是学生对大学的一种捐助。新闻机构也不应该收取费用，而应该是大家在认同你的情况下，进而自觉地捐助你。同时，政府也不应该对这种捐助性的费用收税。在有些情况下，大家可以用提供劳动力的方式来进行捐助，对于这种志愿性服务，政府不但不应该收税，更应该将税金返还。可以这样说，政府提供的模式是一种公共的模式，企业提供的模式是一种私有的模式，而我认为，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模式，就是非赢利的捐助形式。可以设想，像书店这样的机构，本来不该以赢利为目的，书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应该是提供给大家、服务于大家的，因此，书店就应该是非赢利、捐助性的形式。所以说，全球化中，标准性的主体不应该是国家而应该是非赢利组织，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培养非赢利组织制定规则的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城市化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发生急剧性的变化。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欧洲、日本等的城市化进程则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将城市化带入轨道的是产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就是交通和通信体系的发展，所以，在二十世纪主要形成了规模经济和集中经济。规模经济，是指企业扩张为巨大的规模；集中经济是指在一个城市中，相关联的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一种积极的效益。而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恰恰会推进城市化的发展。目前，关于城市化，出现了三个概念，即：大城市、巨大城市、超巨大城市。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就将迅速地进入这三个阶段，在这期间，中国的城市化同时还将会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一般被认为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至一九八二年，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沃里德曼·沃尔夫就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一九九一年，萨森提出“全球城市”的概念；二○○一年，美国的斯柯特又提出“全球城市带”这一观念。“世界城市”所设想的模式，是国家高高在上，国家之下，存在着很多大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设想，与“世界城市”在范式上有所不同，按照“全球城市”的观点，这样的城市最终可以和国家形成对抗。
萨森对全球城市的基本假设为：企业生产逐渐分散，而企业整合能力增强。公司管理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公司逐步依赖外部力量来进行管理，这样就出现了管理服务业，比如像审计、法律服务、广告、项目规划等行业。对这种管理服务业的需求，恰恰形成了全球化城市的基础设施。跨国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国自由移动，比如从东京到上海等。这些跨国企业会在所到之处出高薪聘请一些当地的专家，这样，同一地区的人们之间在收入上就将会出现很大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城市和非全球化城市之间的差异之一。
至于“全球城市带”的主要概念是：政府和企业向一个地区集中，向各种企业提供金融等服务的这类企业大量增加，另外，观光旅游业也会迅速发展。在全球城市带中，还会出现文化创新的产业。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两年前，我前往纽约，美国人对我说，最近日本的职员非常没有意思，日本企业的驻外人员总是声称，日本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黑暗的十年。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有两次大的转变。最初日本的产品质量很差，被美国人认为是便宜货，后来出现了索尼、本田等高品质的产品，形成了美国人看法的一次转变。到了九十年代，美国人又转而认为，日本出产可爱的产品，像游戏、动画片等。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一直认为日本人很狡猾，现在，日本人的形象开始向“可爱”转变。这就造成了认识上的差异：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虽然日本人自己一直认为经历了黑暗的十年，但美国人反而并不这么认为。可能在钢铁、汽车等产业方面，对于日本来说，九十年代意味着空洞化的十年，但是，在文化产业上，这却是充实的十年。从全球城市带的角度来讲，日本在文化和创新的产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分为建国之前和之后两个明显阶段。一九四九年后，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的过程，是以户籍、档案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大城市的人口很少，中等规模城市人口很多，当然最多的还是农村人口。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由政府主导转向了由市场主导，开始进入急剧发展的时期，这种势头可能会持续到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和二○一○年上海世博会。中国的城市化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大城市圈的形成，二是全球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全球城市带的形成在同时进行。日本在大城市圈发展的时期，有80％的人口住到了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化、全球化也将伴随大量的人口移动。所以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是超大城市化。城市化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始时期，10%的人在城市，90%的人在农村，这也正是十九世纪中国清朝时的情况。在第二阶段，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在50%时，是个正态的分布。第三阶段，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比例的70%，一般来说，达到这个比例后，城市的人口就会趋于稳定。日本的城市化发生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五年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的人口巨大，它的城市化可能会需要三十年的时间。
这样算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将从一九八五年的37%一跃到二○一五年的70%，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出现很大的城市问题。城市问题的发生有一个基本模式：某些问题发生了，于是，首先要找清楚起因，然后要探索解决办法。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城市学家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这就引出了第三步，就是要对专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所选择。在实施某种方案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会造成有些人的既得利益有所损失，这时，原来的问题就转变成了政治问题。所以，实施对策的难度非常之大，于是就会出现矛盾。就这样，在解决既有问题的过程中又会派生出新的问题，如此地形成循环。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之间会有一个时间差，于是城市就面临许多现实的难题，比如能源不足，水源不足，或是医疗跟不上等等。这时，居民会对他们所面临的这些城市问题表现出不满或不安。实质上，他们的不满是两方面的：一是对问题本身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不满。这两种不满同时存在，是十分关键的现象。居民的不满，会从对问题的不满转向对解决方法的不满，然后逐步导致对政府的不满。这时，信息交流的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可能有两种：一种是面对面的，另一种则是通过大众媒介。面对面的交流是小规模的，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有很多的传言，但不清楚真相。大众媒介的影响则大得多，也许，大众媒介可以加以控制，但在如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网络传播是无法控制的。通过这些现代传媒手段的信息交流，社会的不满和不安就会扩大，有一部分人会害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总之，这种不满和不安发展下去就会演变为冲突。这种冲突与不满，不会在奥运会这类树立国家威信的场合中表现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民族自尊心。所以，在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人民的不满和冲突没有表现出来。但在之后的五年到十年中，就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至七十年代，日本就发生了学生运动。
在中国将会形成的全球城市带中，居民也将是多国籍的，而人们之间收入的差距会非常明显。大的城市带会跨越许多行政单位，像东京城市带就包括一都三县，所以，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协调。日本为了解决全球城市带问题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在大城市带内部施行指定性政策，二是截住人口流动的源头。在人口流出的农村，也采取了很多政策来缓和相关问题。在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策一直是优先发展城市。其实，为了解决城市问题，首先要处理好农村问题。中国一直是优待城市居民，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赚取更多外汇，给农民增加了很多税收，使农民税收过重。现在该开始考虑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村成为稳定的居住地，这样才能截住人口流动的源头。所以，中国应该把城市、城镇、农村的人口按时间顺序做一个统计，然后制定合理分布人口的政策。
由此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东京作为一个顶级城市，它的决策和国家的决策有矛盾吗？谈论这一点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日本是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其全部税收都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然后，有30%被分配到地方自治体，但是，现在这种制度也在进行改变。
目前，东京的有些功能之所以被亚洲的其他四个城市替代，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地价惊人昂贵。另外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在纽约、巴黎、伦敦，像音乐厅等娱乐设施都设置在城市中心。而在东京的中心，大多是行政机构，缺少文化中心。这是由于东京在规划上实行严格的区域划分，其后果之一是，东京的人口在白天和夜晚有很大差别，白天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心区，一旦夜色降临之后就变成 了“空城”。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东京也正在考虑，在城市中心的区域建造住宅，让人口回流。在现代性的积累上，东京赶不上巴黎、纽约等欧美大都会，但是这个城市更富于变化。可以说，东京正在向全球城市带发展，但还没有真正达到这一程度，它现在还是一个全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