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我读《一个人的安顺》
作者：钱理群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是难堪而痛苦的。
因为这涉及或许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我发现自己一生竟是在不断地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我当年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即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此书的叙述的价值：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力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此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据我所知，这本书最初命名为《石城浮世绘》，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为此我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虽略有所获而沾沾自喜，又远不及理想而沮丧。因此，当凭借本书作者戴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方方面面的“清明河上图”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赶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只“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心灵的相遇，将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带入怎样一个新的境界！
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历史情境之中，仿佛成为历史中人，遥远而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测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 真的，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当然是经过戴明贤先生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与介绍），我们这些事后的研究者，就不会知道、更无法感受到，在这个边城的“孤独内向、整天生活在幻想世界里的小孩”的感觉里，“惶惶然的战争恐怖”是与小城的永恒记忆：“肃杀的寒冬，闭塞的乡民、沉闷的大家庭，不幸的少女锁定在一起的”，于是，留下的战争记忆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夭亡”。作者关于在华严洞“躲警报”回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汪曾祺先生的同名文章（顺便说一句：汪先生的此文已经多次为研究四十年代的学术论文所引用）；作者说：“写躲警报写出这么些闲情逸事，可谓离题千里。但小城老百姓的躲警报生活不过如此。于是，他们更相信石城是块福地。”在我看来，这或许与小城是否“福地”无关，倒是反映了战争状况的某些真实：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依然要生活，不仅要吃、穿、住、行，也要有唱歌、看戏、喝茶、下棋这类闲情逸事：这都是战争的发动者（例如日本侵略者）所试图摧毁而又摧毁不了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构成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的日常生活（包括闲情逸事）正是在战争的非常态条件下，才显示出其非常意义，为人们所珍惜，并津津乐道的。当然，战争也自有日常生活中所少见的惊心动魄之处，例如作者特意描绘的那个场景：“不明身份的飞机一次次迫近，全校学生一次次惊喊，胡坚校长始终兀然站在旗台下，神色不变”——我也认识胡坚校长，却没有想到她竟有如此不简单的定力！这真是一个永恒的瞬间：这危难时刻的镇定，与前述日常生活中的从容、洒脱，构成了山城市民，以至整个民族的战争心态，反映了这场全民抗战的本质和内在精神，现在都在戴明贤先生的笔端，毫发毕现了。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更惊喜地发现了战争中五四新文化在这个边地小城的传播与影响，而我尤感兴趣的是这种传播的途径、方式以及其精神内涵。
作者告诉我们，正是抗战时期大批涌入贵州的“难民”（因江南人数最多，热情活泼，容易造成鲜明的印象，当地人将他们统称为“下江人”）成了传播新文化的使者，就同明代的屯军带来了中原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一样。作者因此说：“这是继明初屯军以后，石城文化的第二个划时代关捩，意义非常的深远。”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影响首先是“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石城传统生活方式”。“奇装异服，特殊口味之类犹在其次，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的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于是）路人公然做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目怒嘴；小孩则尾随其后，拍手嘘哨。但下江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也就见怪不惊了。还形成了一个词叫‘吊膀子’。……此词大约也来自重庆人。”——此话不确：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杂文里就提到了上海滩上的“吊膀子”。“上海时髦”现在深入到中国内地小城，当地青少年纷纷模仿，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也许是最根本的。
作者说安顺人与下江人因“国难”而结缘，这话说到了要害：下江人最让人同情与感动的，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凄楚”和“宁肯流亡三千里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之情。作者说：“实际‘下江人’就是‘异乡人’，就是‘流亡者’，包括着浓烈的沦落、苍凉、同仇敌忾的内涵。”或许“我”这个从未走出石城一步的小孩，第一次从下江人，还有因马帮运货与修建滇缅公路而路过的云南人这里，获得“国”的概念与远要扩大的“家”的概念。“我这个生活在白日梦里的小孩”，还“用想像恣意描绘它们的模样，想像自己在其中徜徉”，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延伸到了江南、云南：“江南带给我那么多凄婉怅惘、低回不尽的思乡歌曲”，“云南乃成了我童年幻想的源头之一”：全新的“大地域”即“国家意识”就这样充满诗意地萌生在中国边地小城年轻一代的心中。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下江人还带来了许多“新玩艺”：“师范教育。职业大学。话剧。音乐会。画展。”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影、戏剧和唱歌。作者甚至说：“在童年记忆中，抗日战争与歌声交织在一起，甚至就是一回事。”这乍一看，有些不可思议；仔细一想，却是事有必然：抗战要求着也必然带来新教育的普及与新文艺的普及。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教科书（包括我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都会提到抗战初期所提出的“文人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以及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戏剧宣传队，走向全国穷乡僻壤，宣传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现在，由作曲家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后来还有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就来到了安顺；几乎同时，著名的中学教育专家曹刍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之托，将江苏镇江师范内迁，在安顺创办了黔江中学。于是，安顺就有了新文化（新教育，新文艺）的中心。正是这中心传出的“为我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脚步连着脚步，背膀抗着背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四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朝着一个方向！”……的歌声，震撼着山城，打破了古老的平静，封闭沉寂的心灵也被唤醒。《雷雨》、《日出》、《家》、《风雪夜归人》这些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中国现代音乐的杰作，就这样走进了中国边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了这一代人的神圣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要的是，这一切在作者的笔下，并不是教科书的抽象的概括，全是鲜活而传神的细节。你看这“街头小景”：“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忽然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看那“影院风景”：“都是大城市过时已久的破旧拷贝，断头多，动不动就中断情景，改变画面。正在室里对座，一眨眼到了海边打斗。有时放着放着画面就静止了，几秒钟后开始变形解体，见多识广的看客就大喊：片子烧了！片子烧了！交代情节传达对话的字幕一出，观众们就出声朗读，场内一片嗡嗡声浪……”读着这样的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文字，依稀进入历史现场，这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战争就是这样极大地开拓了夜郎之国古朴之民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想像。于是“小城出现美国大兵”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玩艺：吉普车、短茄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食品、大拇指加‘顶好！’等等。”洋人来了，西餐馆也应运而生；单是那“招牌”——“国际饭店”就足以让喜欢评头品足的民间评论家琢磨半天。而那七八十辆大小越野车穿街而过的“壮观”，更引发了民间笑话的创造:“说是一个乡下人目送小吉普飞驰绝尘而去，惊叹道：崽哟！这么小点就跑得飞一样，长大了还了得！”的确，“美国大兵（只）是石城历史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远客”，但马克思所说的最边远的地区也要进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实实在在开始，而且不可逆转了。
当然，西方世界打入中国内地的努力早就在悄悄进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小城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永远是沿着街边走，俯视疾步”：这都不是不经意的闲笔。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作者特意刻画的小城里的“缙绅”、“生意人”和“名师”，这都是小城的上层人物，既是小城的“门面”，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决定着小城的命运。在戴明贤先生的描述中，他们无论当官，经商，还是教学，无一不是半新不旧，用作者的话说，他们“都属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子”，同时也就承担着历史过渡的重任。像作者的“太老师”吴晓耕先生就是“学政法出身”，“后来教中学，多选鲁迅、胡适的文章作课文，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还指导学生读三国西游红楼”。那么，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遂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其发源地——北京等少数中心大城市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传播、扩散。看似很慢——从“五四”到抗战，已有二三十年；意义却非同小可。我曾经说过：“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的程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本书所描述的抗战时期来自安顺这样的中国内地和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的。本书所传递的这一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应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读这本《一个人的安顺》，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变”与“常”的概念与命题。我到现在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浮世绘》，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居民一生一世、每时每刻，没有离开过（的）石头”，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二○○四年四月六日凌晨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