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黑暗中的肖邦
作者：张桃洲
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
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
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
这似乎是一首没有背景的诗。全诗只有三行，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可以进入其内的表面信息。它是关于爱情，还是关于死亡，抑或关于某种莫名的心境？对此我们全然不知。也许这首诗的标题，会让人想到卡瓦菲斯的一首同题诗《在楼梯上》，或者杜桑的名画《下楼梯的裸女》。不过，标题指示了一次事件发生（如果我们认为它描述的是一次事件的话）的位置，即“楼梯”所处的位置。
谁都应该看得出，“楼梯”是这样的一处所在：向上，可以抵达某个未知的角落；向下，可以走到某个通往别处的出口。它具有同时朝两个方向延伸的趋势。不过，这两个向度并不是对等和均衡的：从“楼梯”往上，它所延伸的距离是有限度的，抵达的居所几乎是确定的；往下，它的延伸则是无限的，由某个出口出去，可以到达无限广阔的空间。因此，“楼梯”的两个向度呈现出不一样的特性：向上，是趋于幽闭、晦暗不明却是可固定的；向下，是趋于明朗、逐渐开阔却是不知所踪的。在任何地方，“楼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姿势，都让人想起一幅画的轴线，它的出现衔接、平衡或者规定了画里各部分物象所应在的位置，并让人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上升与下坠……
在明确“楼梯”所处的位置及其功能之后，也就可以沿着“楼梯”的一级级台阶，进入这首小诗展示的世界了。“此刻楼梯上的男人数不胜数”，是一个让人感到突兀的起句，令人想到但丁《神曲》里的某个场景：它是阴暗的、拥挤不堪的和模糊不清的。但打头的“此刻”是一道光线，将这句所带来的晦暗不明给照亮了，它就是此时此地的当下，它就是每时每刻诞生着又消逝着的瞬间。这个“此刻”是可以把捉的。而为什么是“男人”？如果按照贾宝玉的说法（“男人都是泥做的”），这里的“男人”似乎提示了污浊的躯体，它是令人憎厌的，又是不可穷尽的——“数不胜数”，这样一个动补结构的短语，再次印证了“男人”所指示的含义：这是污浊的世界本身。
接下来，便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两个向度的展开。“上楼，黑暗中已有肖邦。/下楼，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这的确暗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向度。这里，“肖邦”显然只是一个符号，对应着一种音乐的类型和品质。我们知道，肖邦（一八一○——一八四九）是一位富于忧郁、梦幻气质的音乐家，享有“钢琴诗人”的美誉。这里的“肖邦”对应着某种高远的、上升的甚至超越尘世的精神世界，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才能抵达真正的诗的境界；而“黑暗中”则表明了这一境界的幽闭乃至孤寂，“已”表明了这一境界是完成的、曾经的，因而只是回旋在记忆里让人追念的。同时，“黑暗中已有肖邦”借用了西语中的“There be”句式，表示物的是其所是和自我呈现状态。由此全句不免透出一种怅惘的语气。与“黑暗中已有肖邦”这句诗的单一、晦暗和闭锁相对照，下句中的“人群”显然具有集团、敞开和熙熙攘攘等特性。但众所周知，“人群（mass）”代表了某种过于强大的力量，在人群中各种流俗的观念、行为方式能够迅速传播、复制，造成了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持守的致命威胁。而这些，无疑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所要极力抵制的。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个体而言，在“人群中”即是“死亡”，这种说法补充了“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的强烈程度。
这里还可将后两句诗看作对首句的阐释和展开，即它们是对首句提示的污浊世界的具体展现。这两个向度相反的诗句，不仅空间上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二者的意义指向也构成了强烈反差（诸如“肖邦”与“人群”、“黑暗中”与“在人群中”等，已如上述），尽管它们在整体上是相互指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诗句的内部也各自暗含着矛盾：“肖邦”曾经是美妙的，但已逝去不可企及；个体身处喧闹的“人群”中，却不得不忍受喧嚣里的“孤寂”直至“死亡”。从表达方式来说，这两句诗并陈在一起，都由两个句号作为收束，从而呈现为一种稳固的结构。
如果这首诗描述的是一次事件的话，那么它显然是一次心灵事件。写作此诗的一九九一年，诗人朱朱刚刚大学毕业，预备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无数的未知在笔端的另一侧翻涌。那个时候诗人们都在做什么？中国诗歌行进到了哪一步？读完这首诗，我脑海里忽然冒出这样的问题。谁都知道，那个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时期。在那一种氛围中，不仅诗人，而且整个文学界、知识界，都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楼梯上”的境地：是向上领略黑暗中的肖邦，还是在人群中孤寂地死亡？这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to be，or not to be”的悬问。当然，这也许并不是每位诗人都愿意面对的悬问。
由今日向前回溯十二年，不难发现当时中国诗界的具体情景：就在这一年，一定程度上能够标识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转向的重要文本《帕斯捷尔纳克》（王家新）、《傍晚穿过广场》（欧阳江河）等相继发表（它们均写作于前一年的后半期）。它们折射了九十年代“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整体时代氛围和写作本身的根本处境，彰显了诗人们充满忧思而不无决绝地向历史告别的心境：
永远消失了——
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
一个从未在账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
这不仅是向作为历史、人生时段的“青春期”告别，而且试图向诗歌写作的“青春期”告别。这也是欧阳江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概括的，“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九十年代初在人们心灵上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对此，任何来自写作的抵消都显得无足轻重，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在此情形下，写作“是否穿过广场之前必须穿过内心的黑暗？”
这些悄然出现的诗篇，预示着九十年代诗歌的某种潜在的变化，为后继的写作开辟了一条路向，即语词对于时代的穿越和介入。与此相呼应，这一年由芒克、唐晓渡发起，在北京创办了大型诗刊《现代汉诗》，一度产生重要的影响；随后，《大骚动》诗刊（由王强等主办）也在北京创刊。这两份民间诗刊，连同前一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和在北京创刊的《发现》（同人有臧棣、西渡、戈麦等），展示了诗歌刊物的新景象，与八十年代民刊蜂起的情形形成了既承续又相异的关系，前者以坚实的面目祛除了后者的浮泛形象。但是，就在这一年秋天，《发现》同人之一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成为海子之后又一位引人注目的“殉诗”者。西渡在后来回顾说，当时“大家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选择：是继续诗歌探索还是就此放弃？”（《发现诗歌》）对于中国诗人而言，“to be，or not to be”最终具体化为“去成为，还是不去成为”的自我追问。
这一年诗界还有值得一提的盛事，就是两次诗歌讨论会几乎同时举行：一次是以“中国现代诗的命运与前途”为主题、被称为九十年代首次重要聚会的诗歌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另一次是中国作协以“正本清源，繁荣社会主义诗歌”为议题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在桂林举行。这两次会议的意向显然大相径庭。前次会议的组织者谢冕在会上做了题为《苍茫时刻》的发言，这个发言和次年他为香港某诗刊写的专论《中国循环——结束或开始》，都谈到了“现代诗的自我调整”。他认为：“要是说目前我们正在从一个结束走向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可能就是由热情向着冷静，由纷乱向着理性的诗的自我调整”；“转换的局面无可挽回地到来了……诗在以往十年的艺术回归基点上切入人生”。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曾有一九二二年为“现代主义年”之说（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如《尤利西斯》、《荒原》、《杜依诺哀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巴力》、《雅各之屋》等均产生于该年），虽然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以年代为切入点进行文化或文学史研究，较著名的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都意识到了特殊年份的重要性与以之观察历史的便利。或许，沿着任何一个年份的剖面追溯下去，都会发掘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既然每一年都是历史链上的过渡环节。看起来，一九九一年也“不过”是其中一个十分普通的年份罢了。然而，一九九一年虽不格外显眼、但相当值得一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上述“社会转型”一个确定的中间节点：由这一点向前推移两年、向后推移一年，分别抵达两个我们所熟知的更为重要的年份；在这一节点上，时代风习迁移、渐变、蓄积的印痕清晰可辨，正是它恰如其分地完成了社会、文化的“质变”，或者说，实现了两个年代的真正“分野”（尽管有人并不认同两个年代的所谓“质变”）。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此之后两年，商业主义的潮水才汹涌而至，而人们的选择已一目了然：一部分人“上楼”、隐没，一部分人则“下楼”或跳入“海”里，乃至不知所踪。
在一九九一年，所有的文化活动、诗学努力都被纳入历史设计的总体道路。一方面，残存的浪漫气息彻底烟消云散（曾经鼓噪一时的诗歌社团纷纷瓦解），人们开始变得清醒与务实；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比如这一年由蓝棣之主编的“SJM大学生校园诗歌系列”（共五种）的隆重推出，便成为校园诗歌风景的最后余绪。自兹以后，不仅校园而且整个社会的趣味很快转向。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一九九○年掀起的“汪国真热潮”，也是从这一年起才真正发挥效应。这里的效应更多是市场方面的（据说，出版汪国真诗集的最初动机源于某编辑的“商业敏感”）。在“诗坛王子”的舆论攻势下，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于一九九○年出版后，先后再版五次，印数达十五万册；紧接着他又出版了《年轻的风》(一九九○年)、《年轻的思绪》（截止一九九一年初，三次印刷达十四万册）、《年轻的潇洒》等诗集；其他如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的《汪国真诗文系列》九种，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汪国真爱情诗卡》、《汪国真抒情诗赏析》，以及各种汪氏格言短句小册子、专访、谈话录层出不穷，还有中国歌坛一九九一年二月推出的《青春时节──汪国真抒情歌系列之一》盒带，被《中国青年报》列为该月十盘优秀畅销磁带的第三名（以上数据参看宇慧文）……种种迹象表明，一种泡沫式的、趋于“轻”的时尚文化已经显形，一种新的终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重建却被弃置一旁，虽然满怀企盼的理论家已预言“结束与开始”。
尽管从那时起，对这一“汪国真现象”就时有评析，例如有人指责他以“非诗”对大众文化的迎合，有人盛赞他的数量神话底下的市场意识，有人看到他出现的契机是九十年代初“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的精神悬空状态，他的诗文恰好充当了一种匆促、虚幻的替代品等等。但是，通过回溯九十年代的整体氛围，我们感到不仅应从文化而且更应从诗学的意义去理解这一现象。“汪国真现象”可被视为文化和诗学对“轻（lightness）”双重误读的表征。特别在诗学上，它所体现的“轻”与一种真正的“轻逸”（依照卡尔维诺所做的经典论述）相去甚远：“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俗务变作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在此卡尔维诺的分析富于启示意义。在这位意大利作家眼里，《十日谈》里为摆脱纨绔子弟挑衅而轻轻一跃的诗人卡瓦尔康蒂是可予期待的理想形象:“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的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表明许多人认定的时代活力——喧嚣、攻击、纠缠不休和大喊大叫——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恰如一个堆满锈迹斑斑破旧汽车的坟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也就是说，在九十年代越发显得“轻”（实则沉重）的语境里，诗歌如何经由自身的探索，将“轻”发展为一种深入时代内部的锐利的思辨，应成为汉语诗学的一个命题。
中国诗界的沉寂与喧嚣并存的景观，多少意味着在一九九一年，当代诗歌内部的分歧已经初步确定：对应着诗人“上楼”与“下楼”不同走向的，是诗歌在面对时代重压时表现出的或超越或俯就（趋附）的观念和取向。这种诗学分歧，亦即在九十年代末期被简化为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之争的两股脉流，构成贯穿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实质。但是，真正的“轻”的生成有其巨大基座。也是在这一年，长年居于西部的诗人昌耀在南方某城市游历一番后，在一则短文里写道：“重新开始我的旅行吧。我重新开始的旅行仍当是家园的寻找。……灵魂的渴求只有溺水者的感受可为比拟。我知道我寻找着的那个家园即便小如雀巢，那也是我的雀巢。”（《九一年残稿》）在作于同年的著名诗章《冰湖坼裂·圣山·圣火》里，昌耀更有如是表述：
冰湖坼裂：那是巨大的熔融。
一种苏醒的自觉。一种早经开始的向着太阳的倾斜。
是神圣的可敬畏的日子。
那种语词的自如、轻逸蕴藏着沉浑的力度，映衬了众多诗篇不堪一击之“轻”的苍白面影。在昌耀的诗里，始终闪现着一种“赶路”者的姿态，当他渐渐消失在晨曦中时，诗人细腻地捕捉到了他内心的尊崇与犹疑：
可也无人察觉那个涉水的
男子，探步于河心的湍流，
忽有了一闪念的动摇。
——昌耀《风景：涉水者》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两三年以来，随着网络对文学及诗歌传播乃至写作的渗透，本已骚动不宁的诗界更是众声喧哗，那些显示“轻”的文字表演有增无减。在一些诗人那里，九十年代初的“上楼”“下楼”紧迫感早已消除。但毫无疑问，对这一两难选择的避视并不表示它作为问题在新世纪的诗歌写作中已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