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无以解脱的困境？
作者：王赓武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海外华人，外语环境中的中文作品显然不同于中文环境中的作品。但是一旦涉及中文作品，就会考虑到中国伟大的文学传统，而那些在中国以外写就的作品一定受到过中国作家作品的极大影响，并且通常也会被拿来和后者进行比较。因此，很难根据语言、文体和风格来区分海外华人的作品和中国人的作品。造成这一困难的另一原因是中国的学者可能不清楚这些海外华人是谁。中国人对这个领域如此不了解令人感到惊讶。当然，北京和台湾各自的海外华人委员会的官员都知道对谁负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多人却没有定见。例如，他们把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和台湾的中国人一样算作“海外华人”。出于这一原因，一些西方人也这样划分。然而，如果我们在定义海外华人时更加谨慎一些，就应该只包括那些居住在明确的非中国领土上的人。假如这样，就不应该承认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是“海外华人”，也不应该说世界上有五千万到六千万“海外华人”。应该从中减去这三个地区的三千万人。剩下的数字最多只有三千万，只比中国总人口的2%略多。
这个数字仍然不太准确，但也不可能更准确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尤其是据估计超过80%的海外华人所在的那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不把各自的这些人口看做华裔。今天一些计算的基础是一九四一年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或者是以北京或台湾确定的较早的官方数据为依据所做的估测。此外，还有两个一直影响数据准确性的因素。其一，很多中国人的后裔不再称自己是中国人，另一些人则只是承认自己有一些中国人的血统而已。他们应该被算做是中国人吗？其二，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新移民离开中国（包括上面提到过的三个地区）到外面的世界去。在取得外国国籍之前，他们是华侨。当他们还是中国公民的时候，他们应该被算成“海外华人”吗？当然，如果他们选择长期保留中国国籍，就应该把他们计算进来。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精确地算出海外华人的人数。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华侨”这个词的使用。这个词通常被译成“海外华人”。不过，大量住在中国以外的中国人不再像“侨”这个词所表示的是临时住在国外，而是外国公民。新发明了一些词用以避免假定国外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华侨”，这些词包括“海外华人”（简称“华人”）、华裔和华族，还做了很多努力来区分这些词。这里我们只关心那些以中国人的身份进行写作的人。我们只需要两个词：华侨和海外华人。最近有一本书研究那些没有居住在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的作家，书中做了有趣的区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辞典》（王景山编）把所有这些作家和在大陆进行创作的作家做了区分，因而海外华人和台港澳同胞似乎被划为一类。但是同时又把“海外”中文作品和被视为一体的台港澳作家的作品做了区分。尽管很难做到十分精确，但编撰者还是尽可能地一一确定了每个作家的出身。
应该指出的是，大部分大陆以外的中文作品是由生活在台湾和香港的作家在当地创作的。在王景山的辞典中，八百一十一位作家中有一百六十位被说成是出于海外，也即略少于20%。值得指出的还有，更多的华裔作家现在使用入籍国的语言或某种国际语言。一些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尤其是那些第一语言是英语的作家）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们的作品也有了中文译本。有几位和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同代中国作家一样著名。这里不想讨论所有的作家群，只讨论较早的以华侨身份写作的一代和目前以华人身份写作的一代。
请注意“困境”一词的使用，它来自于大多数作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自己变化的、暧昧的华人身份有自我意识的事实。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各自的社区而用中文写作的，并不是作为中国公民而写，也没有必要针对中国读者而写。其他一些以华人身份写作的作家，则用英语或其他语言，向更加广泛的非中国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鉴于此，目前全球和地方（或者全球和国家/地区，甚至国家/地区和地方）的两分法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当前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地方—全球”关系等同于X（亚洲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或者，X（亚洲的或中国的）与“西方的”的关系。对于那些生活在中国、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中国人并因而把想像投向作为他者的西方的中文作家来说，这也许是对的。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也有一些本土作家写作时把西方视为惟一有意义的他者。但对海外华人来说，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每一位作家都是一个“自我（Self）”，他在自己的社区中有离他最近的他者。同时，每一个社区在它所入籍的国家都可能有一个其他族群的他者，这个他者尤其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族群。此外，不同的海外社区在他们的中国想像中有一个额外的他者以及全球化大进程中的另一个他者。假如有许多相互交叉的他者，那么通过中国人古老的“内—外”两分法，从何为内、何为外的多重维度描述它们，应该更加有益。内外两分法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海外华人作家作为主观想像的和不断变化的现象的困境。
例如，对于以海外华人身份写作的人来说，每一个自我的内部都存在与地方社区、环境以及对中国的想像（包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传统的有意识借用）有关的不同层次。存在着一种与入籍国家的过去以及传统中国的过去保持连续性的更深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助于形成每个作家为自己选择的身份认同。类似地，在自我的外部，也存在不同的层次。其中包括对普遍存在于每一位作家本国环境中的“西方”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中国土地上的对应中文写作中存在的同一个西方所持的不同态度。在文学写作中使用内外两分法看来更为恰当，因为它可以通过居住在不同国家、地区和大陆的不同的海外华人作家保存身份建构的多样性。这样我们就可以问如下的问题，并期待能够得到范围广泛的回答：一个人如何能够以中文写作却只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人呢？是否有可能以其他的语言写作，比如某种当地或本土语言，或者占支配地位的多数人的语言或国家语言，或者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的英语，而仍然是中国人呢？能够经由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发现内在于自身的“华人属性（Chineseness）”吗？抑或它总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来自道听途说，来自图书和杂志，来自艺术、戏剧、电影和其他媒介，或者来自对中国的参观访问？那个华人属性总是被每位作家所面临的几个他者所决定吗？
至少超过一百四十个国家中有海外华人，其中至少四十个国家中的海外华人人口达到了一定规模。然而，大多数海外华人集中在两个地区：东南亚和北美（在这里代表更广泛的英语世界，其中包括类似的移民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部分加勒比海国家）。只有有了足够大的社区，中文写作才会有读者群；只有有了中文学校，才会出现能够阅读在当地写作的中文作品的下一代。我不准备在这里描述很多应该认真对待的作家的作品，也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对不同种类的海外华人的作品做出评判。这里要做的只是简单地勾勒出这两个地区的经验，并把重点放在有意识地以华人身份进行写作的作家身上。那些生活在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并且支持创造性写作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区里的作家，给我们的归纳和概括提供了例证。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东南亚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北美的发展状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
东南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个地区的华人作品有三类：最早是那些用当地本土语言写的作品，比如越南语、泰语和马来语（或者称中式马来语，以区别于后来成为官方语言的马来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这些华裔作家写作的目的是把文学经典中的传统故事（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转换过来，给那些不再能读中文的“旅居者”阅读。由于不是直接翻译，而是经常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和缩写，可以把它们看作海外华人创作的最早的作品。由Claudine Salmon编纂的作品集《文学迁移：亚洲的中国传统小说，十七 ——二十世纪》（一九八七）中对其中的一些作品做了精彩的介绍。第二类是用殖民语言创作的作品，特别是菲律宾群岛上的西班牙语和英语作品，和英属马来亚（英属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国家）中的英语作品。但他们没有作为华人写作而得到发展。虽然都有文献为证，但大体上说，由于缺少读者，它们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在这篇文章中，它们就不甚重要了。
第三类作品的后面有很长而且很有戏剧性的故事。这些中文作品是随着十九世纪末中文报纸的到来而出现的。这类作品开始于传统诗歌（作者在迁居过来之前在中国接受过教育），但也包括再版的流行于上海的新小说。然而，五四运动以后，它就迅速地转变为在诗歌和小说中用“白话”来反映社会最新的发展。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它与中国爱国作品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大部分作品认同中国反抗日本帝国野心的事业。也有一些作家的确尝试着以居留者和移民的身份描写当地的生活，但在“二战”结束以前，他们的声音和爱国事业相比，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周围的人都在关注政治的时候，作家如何成为文化上和艺术上的中国人的问题，和拯救中国的强烈情感比较起来，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华人创作的非中文作品的读者屈指可数。
但是，有一些东西正在涌动，特别是在那些在新中文学校受教育的或当地出生的以及孩提时代就离开中国的人中间涌动。他们很少被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困扰，而对非华人环境中和外国人统治下的生活更加有自觉的意识。他们对歧视华工的政策更加敏感，对那些与当局合作以及采用当地或殖民地方式寻求特权的华人有更多的批评。一些人在来自中国的老师的影响下变得激进，但其他人则比较理想主义并寻求自我发现。然而，在日本人占领了整个地区，大部分中国人都生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战争年代，自然不可能进行严肃的辩论。在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正是这次讨论使得这个时期对有抱负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成为最活跃的时期。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非殖民化可能带来的景象以及参与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已经兴起的国家建设的期望，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感到兴奋。也是在这个时期，那些在殖民地学校接受教育、只能用当地或西方语言写作的华人，在摆脱困境寻求在新国家中的位置的过程中，恢复了他们的声音。
这里我要集中讨论这个区域最活跃的部分。在这个区域中，华人社区大到足以支撑起最大的中文学校进而是数量最多的中文作品的读者。这个地区当时称为马来亚，现在则分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里的问题是华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作家则对这些问题表现得特别活跃。无论答案是集中在“马华”（马来亚华人）或者“新华”（新加坡华人）社区还是集中于每个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上面，它都存在于这些作家的小说、戏剧和诗歌的纹理当中。不论是否最终取决于中国的状况，也不论国外华人社区共享的经验是否相关，问题的答案都将通过他们之间的争论而得出。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尤其是不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探索了一种作为华人效忠正在为建立国家而奋斗的入籍国的新感受，或者强调他们必须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华裔或者华裔国民的身份。
进一步的争论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把革命和社会发展连续性之间的、阶级和种族划分之间的以及基本的防备（primordial defence）、利己主义和开放的合理性之间的问题政治化。中文作家可以参加发生在入籍国、远方的中国和他们的华人社区甚至当时正在成型的更大的冷战阵营中发生的不同运动和活动。或者，他们可以摆脱外部压力，转向自己内部寻求答案。这是令人兴奋的年代。马来亚变成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以及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角斗场。对作家来说主要的选择是在作品中清楚地表明立场，他们或者宣称一种双方都不认的态度，或者像乔伊斯那样不愿替任何政权尽力。那些远离政治的人当然要冒脱离时代的险，但不支持官方路线的人也会面临被监禁和驱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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