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也谈华人
作者：王苍柏
在今年五月的《读书》上，刊登了两篇关于华人的文章。一篇是项飙的《跨国华人》（以下简称“项文”），另一篇是陈丽娟的《华侨·华人·中国民族主义》。两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和国别的角度，讨论了华人的跨国活动和认同等问题。本文主要从“跨国主义”主题说开去，谈谈对于全球化条件下华人的移民模式、种族性和认同的看法。
项文从亚非会议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兴起谈起，认为跨国主义是对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建立和深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一种“反动”。表现之一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在成立民族国家半个世纪之后，都开始改变其侨务政策，从不承认双重国籍到开始采取“跨国主义”的视角。从这一思路出发，他认为“跨国主义一定要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逻辑，超越了制度意义上的国界（而不是地域上的国界）”，才有意义。
项文对于“跨国主义”的论述有不少可取之处。例如，它把印度和中国的移民进行比较，又主张“跳出就移民论移民的圈子，可能会导致一些理论创新”以及认为不应该扩大“跨国主义”的外延，否则会“造成很多混淆”。这都是在目前国内的华人移民研究中比较缺乏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从民族国家发展的脉络，用属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框架来考察华人的“跨国主义”？项文所有论述似乎都在证明这样一组对立关系的存在:人类对民族国家的反思催生了“跨国主义”，而“跨国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国家疆界的日趋模糊。我想，为了说清楚“跨国主义”与民族国家框架的关系，有必要首先从“跨国主义”缘起的内在动力谈起。
“跨国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多门学科的理论思潮，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技术、金融和制度等方面的革新引发了资本主义从大规模集中生产向全球化“灵活积累”的转变。原来以国家为基地的生产、资本、劳动力和市场被分解，转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进而融入新的全球分工当中，导致了新的生产部门、新的金融服务方式、新市场和新的消费模式的出现。与此同时，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的“时空压缩”，促进了人口、商品、观念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和网络化。在文化和社会领域，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诸如“移位”、“非地域化”、“第三种文化”和“居间性”等一系列后现代的文化形式和概念，仿佛一夜之间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移民领域，“跨国主义”更成为一个不可遏止的潮流和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众多国际移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当“跨国主义”用来描述和分析国际移民时，一般认为，它指“移民在来源地和居住地之间建立和维系多重社会关系的过程……用来强调当今社会许多移民建立的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领域……跨国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元素是移民在来源国和居住国的多重卷入”。毋庸置疑，这种现象已经在华人移民中出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跨国主义”并没有带来民族国家观念和界限的弱化，它也并非是针对民族国家而出现的。项文认为，“跨国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反动，一个隐含的后果是，它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国家的地位。实际上，过去二十年里，在经济和文化的疆界迅速瓦解的同时，民族国家反而处于上升趋势。例如，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紧密的经贸和社会联系，包括海外华人和香港、台湾同胞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被公认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亚洲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由强势政权统领的（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等）。而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相反，许多研究显示，跨国的流动常常是强化了不同国界之间的差异。例如，一项关于美国华裔青少年来中国探亲和文化交流的人类学考察表明，跨越中美两国的交流不但没有产生一个共同的“华人性”认同，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中国人”和“美国的中国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将中国人的认同“重新地域化”了。
如东亚研究专家弗兰克·舒曼（Franz Schurmann）指出的，“无论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疆界如何迅速瓦解，政治边界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壁垒分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主权的象征，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华人移民无论怎样卷入跨国活动，他们都会出于理性的考虑，选择加入某一国的国籍，成为该政治共同体的人士，对其表示效忠，既享受政治权利和受到国家的保护，与此同时，也履行公民的义务，并受到政治责任的制约。正所谓“足遍全球，心系本位”。从狭义上讲，“本位”就是对国籍的选择和政治体的认同。无论跨国联系怎样发展，这一点是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因此，我认为，“跨国主义”的理解不应该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参考系上。它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脉络无关，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同时，“跨国主义”和“全球化”也并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逻辑，而是两者并行共存。虽然民族国家有时隐藏在熙熙攘攘的跨国洪流之后，但它毕竟还存在，而且在有些时候还会跑到前景中来，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出来，让人大吃一惊。
进一步而言，“跨国主义”是不是分析当前华人移民最合适的框架，“跨国华人”的概念能否捕捉和揭示到华人移民认同的本质，我认为仍然有讨论的余地。为此，有必要将它放到华人移民的移民模式转变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在我看来，尽管华人的移民活动纷繁复杂，历史悠久，但大体经历了以下三种模式。首先是“简单的线性模式”，移民是一种从移出国到移入国的单向的迁徙过程，其结果或是逐渐融合乃至同化于当地社会，或是拒绝同化而返回移出国，即在“落地生根”和“落叶归根”之间摇摆。在东南亚，该模式大体经历了三种变化。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华人移民数量比较少，而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很自然地与当地妇女结婚，结果在东南亚各地都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混血儿社会，如印尼的“伯拉奈干”、马来半岛的“Baba”（山上合下）、菲律宾的“密斯蒂佐”等。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大批中国新移民，主要是来自闽粤两省的中国劳工，源源不断地移民到东南亚，而且男女比例逐渐平衡，同化的趋势逐渐停止，反而出现了“重新汉化”的趋势。“华侨”形态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海外中国移民的主导性形态，并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中国人回归祖国的壮举。“二战”后，钟摆又一次指向移入国。由于与中国联系的中断和现实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华人基本都选择了认同当地，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几乎断绝了和中国的往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
“跨国主义”可以算作第二种模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东南亚华人“再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地区的情况，世界各地的新旧华人移居地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变得密切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迅速成为海外华人移民中的重要部分。作为新移民，他们一般都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其他传统的华人社会也恢复了和中国祖籍地的往来，寻亲问祖、文化交流和投资贸易活动方兴未艾。总之，在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居住国之间，形成了“跨国空间”和“社会场”，并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联系的新形态和新的认同形式的出现。
然而，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华人移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类型和节奏。新的移民类型“强调合同关系，间歇性地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及短时间的逗留。这种移民方式与永久定居和排他性的获得居住国的公民权的旧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新型的移民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对于分析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活动，“跨国主义”模式的弊端显露无遗。首先，“跨国主义” 强化而不是化解了诸如“输出国”与“接受国”、“来源地”和“目的地”等两极化概念之间的对立，将业已纷繁复杂的移民活动继续局限在出发点和到达点之间的单调的旅程当中。显然，这种两极对立的框架无法解释全球化条件下华人移民所呈现的新特点。其次，“跨国主义”过分强调移民流动的跨地域性，无形中忽视了对移民内部的阶级、权力和文化差别的生产的分析，因而常常会陷入赞歌式的评价和简单化、同一化的窠臼。我们知道，在所谓的“跨国移民”中，不但有中产阶级，有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也有为数众多的“草根阶级”。他们被无奈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但没有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反而承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异化、歧视和压迫。香港的数以十万计的菲律宾女佣，以及无法统计的在世界各地华人餐馆里打“黑工”的非法移民，都是很好的证明。
我个人认为，当前华人移民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多维度、去中心化和流动性。它不但超越了单向、线性移民的简单模式，同时也超越了“跨国主义”模式的两极对立格局。华人移民研究呼唤一种新的范式。显然，仅仅关注移民在移出国和移入国两点之间的流动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把华人移民的活动放在全球的范围内来考察，将整个世界作为理解地理上分散的移民活动的大舞台，让不同的分析范围和分析层次充分地彼此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接近对日趋复杂的移民活动的比较准确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新模式的出现与全球化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全球化模式”。因为，华人移民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的关系。它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反全球化的全球运动”，其动力和灵感常常来自对那些同一的、普世的、标准化的、赞歌式的和代表进步的全球化因素不自觉的抵抗当中。例如，正是动员了在许多人眼里是落后和狭隘的同乡和宗亲等地方和乡土的社会资源，华人移民才有可能营造出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网络。目前为数众多的世界性华人同乡会和宗亲会的出现，就是这种特殊关系和普遍联系既对立又共存的鲜活的例子。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把“全球化”当作华人移民所处的一个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背景，比简单地把它拿来当作一个模式的标签，来得更合适些。
无论怎样，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或称之为第三种模式的出现，作为对于全球化时代移民变化的回应，已经是不可避免。虽然目前对它做更准确、具体的定义和描绘还为时过早。但是，至少以下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即在当前的华人移民研究中，同时存在以上三种模式。虽然“单向的线性模式”还可能在某些地区和人群当中存在，但基本是一种过去的模式；“跨国主义”弥补了“单向线性模式”的不足，为移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它在解释全球化时代移民活动的不足，也已经是一种式微的模式。第三种模式，虽然还有待一个合适的学术语言来命名，但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必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分析框架。
全球化在给华人移民模式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华人带来了认同上的困惑。当他们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流动当中后，其身份的确定不再像从前那么简单清晰了。王赓武曾提出过著名的多元认同理论。他认为，战后，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大体上由四个维度所构成，即种族认同、国家认同、阶级认同和文化认同，分别由体质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所规定。根据上述四种规范的不同组合，在华人个体当中呈现出多种变化形式。但是，这种分析有简单化的倾向，它忽视了每个认同维度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很难说清楚种族、国家、阶级和文化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对于东南亚华人而言，每一个维度都可能是充满了对立意义的聚合体。王赓武本人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主动加以说明。美国华人学者王灵智借用“根”的比喻，辨认了五种不同的华人认同。他们分别是“叶落归根”（固守中国国籍）、“斩草除根”（完全同化于所在国社会）、“落地生根”（积极地融入所在国社会）、“寻根问祖”（保持中国人的种族意识和自豪感）、“舍根离祖”（失去与祖籍地的联系而处于文化的孤独状态）。这种分类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其背后的逻辑仍然脱不出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的线性的简单模式。另外，依据移民与中国的关系来对其认同进行分类，说到底还是一种“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对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华人，恐怕用处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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