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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立场
作者：张旭东
韦伯对德国市民阶级政治的批评，本身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韦伯的政治写作，从来没有偏离对这种历史背景的认识，而是把它们理解为思考德国问题的先决条件。我们可以把韦伯对威廉时代的帝国政治的基本看法归纳如下：
一、统一的德国国家并不是市民阶级创立的，而是由从菲特烈大帝到俾斯麦的德意志贵族精英靠“强力”打出来的。德国市民阶级要在政治上“篡权”，就要证明自己有资格、有能力、有勇气、有远见和责任感，一句话，要证明自己比德国社会里其他阶级和利益集团更能够担当起领导德国的重任。
二、统一后的德国，在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教育方面仍然落后于英法美，所以德国市民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推行阶级政治和“权利意识”，而是要把阶级政治和民族政治结合起来。所以，它对内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各阶层的利益协商能力，对外要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同英、法、美等世界强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全面竞争。
三、作为现代世界的后来者，德国市民阶级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上的现代化，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对别人制定的“普遍真理”照单全收，盲信自由主义的表面程序、陷入意识形态迷雾，而是要牢牢地把握住德国市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它上升到“价值”层面，作为自我存在的根本信仰去维护，为之不懈地奋斗。
四、为能胜任这个使命，德国市民阶级必须克服自己的内在弱点，即其“去政治化”和“中立化”倾向——对价值、文化、历史记忆、道德勇气和意志力的强调，不过是为这个政治的概念服务。同时，如果德国市民阶级注定要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领导阶级，它就一定要把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德国集体生存的根本利益有意识地等同起来。所以德国市民阶级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经济政策必须代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
五、和英、法、美等经历过市民阶级革命的资本主义先进国不同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力量组成并不能完全体现在议会政治的框架里，所以议会民主只是德国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体。德国市民阶级的政治意识必须能够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现实状况，从而在理论上超越形式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这对德国市民阶级政治家提出了更高的道德上和政治智慧上的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价值上的坚定性和决断性，必须有勇气和能力以民族国家整体的名义思考和行动。
六、德国市民阶级在价值领域的自我肯定和决断，同世界范围里的不可逆转的理性化和自由主义趋势，并不矛盾。德国的命运并不是要挑战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扭转世界历史的方向（韦伯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他所认同的市民阶级价值观也并不要求这种逆转），而是要准备好进入这一格局时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包括来自内部的，随着传统价值观和生活世界的瓦解而来的精神痛苦，和来自外部的，对德国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种种限制、压制和排斥。一句话，德国市民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要反对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权利国家（虽然韦伯对后面这个概念有批判），而是保证德国（市民阶级）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并进一步把这种民族利益在普遍性的层次上发挥出来，肯定下来。
我们知道韦伯和马克思一样，都试图为整个现代社会找到一个基本的分析、解释和批判的框架。韦伯不但注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方法，也注重历史方法，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韦伯把现代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看作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想化的社会分工，是一个“理性的劳动组织”，是一个没有人情味儿、不以个人价值观念为转移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为它服务的官僚行政机构。在韦伯看来，这个金钱社会的理性计算最终会把现代人从一切传统的生活世界中连根拔起，驱入现代性的“铁笼子”里。这些看法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大同小异。韦伯和马克思的根本不同在于，他注意力的焦点并不在生产和经济生活里的矛盾冲突，不在社会领域里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在阶级斗争，当然更不在为无产阶级制定斗争纲领，而是始终如一地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现代人的两难处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根本原因。弗里茨·凌格尔（Fritz K. Ringer）在《德国士大夫阶级的衰落：一八九○——一九三三年间的德国学院共同体》（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 1969）里由此引申，认为“这个重点的转移表明，韦伯最关心的问题是现代性的文化欠缺”。这个观点在美国实证社会学主流之外，已经普遍被人接受，成为从思想文化方面研究韦伯的基本进路。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群体都在为争取进入社会主流和中心斗争，以便保护自己的权利和价值。这种冲突总体上确实带来了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但这种社会的民主化的实现，却导致了民主社会的公民越来越对价值主流和核心的社会象征本身不闻不问，缺乏兴趣。这时候的问题就不是公众被挡在社会价值和权的核心之外，不得其门而入，而是因为有太多的门向他们打开，反倒使他们无所适从，产生出一种价值冷漠。韦伯的“祛魅的世界（disenchanted world）”，就是指这种情况，这可以看作是韦伯对自由主义价值系统和制度安排的一个根本性的批评：它给人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通过理性化、分工、官僚系统、量化管理、民主投票、委员会程序等等，但却消除了目的本身的意义、价值、神秘性或神圣性。在韦伯看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困境。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确可以认为韦伯学术工作的核心，不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而是不同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其目的不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发现什么普遍规律或交往理性，而是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面，去揭示这些社会和文化世界的构造上和价值上的独特性。韦伯思想的当代意义正在于，他固然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强调它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世界的内在关联，但他这么讲后面的价值论的前提却是承认每一个生活世界都有自己的神，都是独特的，并在其独特的结构里提出了普遍的东西。韦伯的立场，并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简单的、明确的取舍，而是在两者间做一种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中介。把这个观察推到极端，我们甚至可以说，韦伯的立场，恰恰是无法把德国政治理想和市民—基督教世界的“价值中立”、“祛魅化”和虚无主义在价值上统一起来的时候，才达到了它的“坚定的主体性”。
虽然韦伯在当代社会科学界的崇高地位是因为他奠定了“价值中立”（Wertfreiheit/value-free）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但这里的悖论却是：这种“价值中立”的学术恰恰是为了提出一种价值论述而做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韦伯的学术越是致力于建立一种社会学的纯粹客观的方法论，它就越是为一种人文学的主观的、价值驱动的思想提供了条件。韦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虽然包含了大量深入的对“理性的劳动组织”、“交换”、“计算”、“工具理性”、“抽象化”、“合理化”等概念范畴的分析，但由于强调宗教因素的第一性，强调西方“文化”——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行为规范——的特殊性，最终却把资本主义“去经济化”，进而“精神化”了。这个内在的转向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代化理论、比较社会学、文化理论和认同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今天，我们只需要指出，这种通过历史和比较文明研究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精神化”的路径，一方面是市民阶级的社会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竞争的结果——卢卡契在《理性的毁灭》里面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德国社会学家碰到的真正的绊脚石是原始积累，是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的强迫分离”，是打中要害的。另一方面，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实证主义学术内在发展的结果，而是本来就植根于价值领域，是为一种特定的阶级、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服务的。通过打通自己生活世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事实上是把宗教这样的“上层建筑”颠倒过来作为基础——市民－基督教世界在韦伯的著作里就又一次得到一种“存在的必然性”和“价值的自我肯定”。
这种价值的“颠倒”——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颠倒；其次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建立在物质主义、金钱至上和功利计算基础上的世界观的颠倒——是暗含着一种很深的尼采的意味的。虽然它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欧洲虚无主义”问题，但韦伯的社会学一方面从和虚无主义的对峙中获得力量，另一方面，却又把虚无主义问题搁置和“架空”了。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二重性，本身说明了韦伯的立场和选择，说明了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韦伯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存在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克服虚无主义”；尼采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韦伯的问题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地坚持当下的市民—基督教生活世界的国家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实质性，由此为这个已经“祛魅”和“理性化”了的生活世界寻找价值基础。在探索这个价值的实质性的过程中，韦伯从来没有向一切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和种种非理性倾向求援，而是一步不退地坚持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即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政治道德领域，与此相应的姿态和立场就是，反对德国优越论和德国特殊论，坚持民主化、努力使德国向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靠拢，把民主化视为德国民族强大和繁荣的最终保证。韦伯对理性化世界的历史最高形态——英法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和价值上都是有保留的，换句话说，他对德国现代性所谓奋斗的目标和整个现代性的前景都持怀疑和悲观态度。但他却依然大声疾呼，号召德国市民阶级效仿英法，以达到自己“政治上的成熟”。这绝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他狭隘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功利主义表现。相反，在这种痛苦的、悲剧性的乐观主义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类似中国古代儒家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韦伯所自觉承当的使命，首先是一个市民阶级成员的政治上的自我意识。韦伯并没有试图掩盖这种自我意识内部的分裂和危机，而是把它当作本阶级的“存在的必然性”接受下来。具体说来，做一个学者在现代社会里当然只能是一种市场和国家体制下的专业分工，本身无法逃脱那种“理性化”和“祛魅”的逻辑，但对这种职业和岗位的坚持，无论是出于对自身社会阶级政治位置的决定，还是处于科学和知识的严肃性，本身包含了一种价值意味。正是在对自己职守或“志业”——韦伯对这种职守的理解始终包含“政治”和“科学”两个方面——的严肃态度里，我们看到了韦伯最终的立场。这种立场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知识和伦理的谱系中，都具有一种巨大的示范作用，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主体性的重构，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韦伯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之后的现代西方思想谱系里面占据的这个位置极为关键。虽然韦伯的研究在材料、问题和方法上更多地同黑格尔和马克思发生关系，但在基本的价值倾向上，却是用康德去反对黑格尔，用尼采去反对马克思，最后试图把康德和尼采结合在“价值中立”的自我肯定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韦伯表现出惊人的渊博、才能和毅力。然而所有这些主观因素，并不能解决韦伯学术思想中的时代性、结构性矛盾。可以说，决定韦伯学术和道德人格的，不是他对这些矛盾的解决或超越，而恰恰是他怎样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怎样在找不到解决，无法超越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学术和价值上——也就是政治上的——立场。
大家知道，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对世俗化、理性化、抽象化、平均化等倾向的抵抗和批判。从法国文化和政治保守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攻击，卢梭的“回归自然”的呼吁，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反思，到德国浪漫派、马克思主义、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神学批判和尼采的价值重估，这种抵抗和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德国思想界从左的右的两方面继承了对现代工商社会的道德批判和文化批判，但在统一后的“威廉时代”，德国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逐渐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以提倡德国文化传统、提倡“精神性”和德国社会的独特性的方式，隐蔽或公开地宣扬，德国开明君主立宪的国家形式和社会结构，比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更加优越。韦伯虽然主张德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政策必须服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但并不拥护这种德国优越论和德国至上论。相反，韦伯坚持认为，缺乏民主不是德国的长处，而恰恰是德国的最致命的弱点。德国非但不能逃避民主，反而应该认识到民主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对内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对外大举扩张、同英法美全面竞争的关键和必由之路。韦伯的“政治成熟”指的不仅仅是价值承担的勇气，在具体的国内政治和法律意义上，韦伯所谓的“政治成熟的民族”就是有民主的市民阶级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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