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词语的政治学
作者：陆建德
威廉斯在一九六三年为他的代表作《文化与社会：一七八○——一九五○》（一九五八年出版，中译本一九九一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写的“后记”里曾说，他正在准备该书的续篇《再论文化与社会》，“此书除了详细探讨关键词的历史之外”，还要讨论休谟、潘恩、戈德温、华兹华斯、雪莱、狄更斯和哈代等人的思想。十三年后，亦即一九七六年，《关键词》才作为续篇的一部分问世，而关于那几位作家的研究计划竟断了音讯。
《关键词》对英国的新左派运动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它的批评者因此说，威廉斯虽然在追溯关键词的词源时尊重历史的原则，但他自己的文化政治观点渗透在释文之中，全书多党派之见。其实涉及文化和社会的词语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常常会有或隐或显的政治倾向，读者被期望对某些预设前提做出“正确”反应。如果人文学者只顾埋头穷究“学理”，对词语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懵然无知，事事套用别人的命名，那是很可悲的。看一看威廉斯如何在释义过程中表述党派之见很长见识。且以“标准（standards）”为例。
威廉斯先借助《牛津大辞典》（OED）发掘该词的拉丁文和古法语词源，然后揭示它在历史上的引申义。该词的现代用法始于十五世纪，指一种权威的来源，度量衡的标准规格，有褒扬肯定的意味。十九世纪后期，在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上有必要使用统一标准，“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一词出现。但该词一旦进入文化的范围，就带有贬义。威廉斯指出，主张维护“标准”的人士往往反对在精神与经验的领域推行“标准化”。他在剑桥的师长利维斯就是这类人士的代表。利维斯曾说，救火龙头接口当然应该标准化，但是致力于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在文化上削高就低，商品的标准化可能导致人的标准化（详见利维斯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三○年）。威廉斯接着点评“生活标准”。媒体经常使用这一短语，但是生活应有怎样的标准大家并不清楚，仅依靠一堆数字还难以衡量生活的品质。威廉斯提议，为了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应该想到应实现而尚未实现的社会状况，着手设计并规划新的标准，以将来的标准取代无法适应需求的过往和现行的标准。一旦目标明确，整个社会将向更高的境界迈进。写到这里，威廉斯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标准”还有“旗帜”一意。
《关键词》所标举的旗帜是英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未来的标准将有怎样的具体内容？对此威廉斯未在书中做正面回答，他更感兴趣的是揭示一些关键词所掩盖的社会真相。例如我们现在常说的“status（身份、地位）”一词似乎取消了“阶级”的概念，但它所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每个人的阶层等级取决于消费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炫耀。在独重“status”的社会，个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相对固定的群体的观念不重要了，原本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由便于操作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而这些手段通过各种以商品、服务或“民意”为调查目标的市场研究来确立。所有这一切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尊卑之别依然存在，财富依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依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少数人的财富会逐渐向社会下层渗漏，从而造福整个社会。而威廉斯则用“财富（wealth）”一词的历史演变做了针锋相对的文章。该词起源于“well”（副词，意为“好”）和weal（名词，意为“福利”），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指“幸福”，例如一四六三年的例句“为了我灵魂的福祉”中“福祉”一词用的是“wealth”的异体“welth”。与此相关的“commonwealth”（全体国民，国家，现英联邦即以此称呼），原来等同commonweal，意指“公益”、“公共福利”。一直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wealth”一词才与金钱、财产发生直接联系，它背后的“个人主义”与“占有”的意涵渐渐突出，原先所含的“幸福（happiness）”与“福祉（well-being）”的词义竟被人遗忘。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艺术史家约翰·罗斯金也是一位社会主义宣传家，目睹当时“财富”一词已与（社会整体的）福祉无关，他根据该词古义发明新词“illth”，作为“幸福”的反义词。罗斯金借此告诫国人，不应遗忘“财富”的本意，更不要让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财富成为整个社会不幸的根源。“Illth”已为《牛津大辞典》收录[“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还没有]，威廉斯在该词问世一百多年后重提罗斯金的本意，仍然大有必要。顺便说一下，罗斯金和卡莱尔等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没有写过小说、诗歌和戏剧，但他们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却是关键人物。
由上述两例可见，威廉斯讨论关键词的词义时偏重历史考察，不过他在词源学上的兴趣是与他的政治关怀难分彼此的。因此，本书中的各个词条读来像一篇篇长短不一的论争文章，论争的题材不是泛泛的纲领，而是语言背后的情感色彩和隐含动机，这是《关键词》的魅力。在讨论“失业（unemployment）”时威廉斯提到，专治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史学家G.M.扬格曾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文献里，从未见过“失业”这词。左翼史学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作者E.P.汤普森则发现，在一八二○年至一八三○年之间的各种英国工会文献中，与“失业”相关的词汇（如“the unemployed”）已不断出现，当时的社会改革者对失业现象避而不谈必有原因。威廉斯在此基础上将“失业（unemployed）”与“闲散”、“懒惰（idle）”相比。他认为两者断然不同，应区别对待，然而这种必要的区分一直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抵制。我们知道，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政府较少干预经济行为，整个社会都强调所谓的“自助”(请阅通俗作家斯迈尔斯的《自助》)，有人无所事事，那是个人的道德品质低下（如不思进取、懒散）所致，社会不必对此负责。可见把“失业”与“闲散”两词混淆起来，无形之中是在为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绝对的自由市场开脱罪责。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说，工人失业罪在个人，补助救济不在政府应管事务之列。虽然如此，一种类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心态仍时时会在当代某些著作中表露出来。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回应，威廉斯对一些带“under-”前缀的词也深感不安。他举例说，当人们把处于劣势者或竞争中的失败者称为“underdog”时，他们是在表示同情，但是使用该词时暗含一种意识形态的设定，即造成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制度将永远存在。
既然《关键词》有论辩的特征，我们应对书中论辩的风格予以特殊的关注。有些地方我们稍不留心就可能捕捉不到嘲讽、挖苦的话外之音。
一九四二年，以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为英国战后重建发布《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二○○四年六月出版）。一九四四年，英国政府根据该报告的建议发布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保证国民福利的法律。二战结束后英国很快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贝弗里奇则被称为“福利国家之父”。一国的福利政策是政府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眼里这是一种劫富济贫的国家干预行为，应当逐步取消。威廉斯如何定义“福利（welfare）”可以从他对“财富”的释义推知。词条很短，收尾那句格外有力：“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这个词汇出现在一九三九年，它有别于战争国家（the warfare state）。”这是谁的观点？威廉斯未作说明。一九三九年是二战爆发之年，“战争国家”首先令人想到纳粹德国。将头尾押韵的“welfare”和“warfare”对照，那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呼吁削减福利待遇的政界人物就有法西斯分子之嫌了。威廉斯对撒切尔夫人及其追随者的回击，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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