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茶及其“他者”
作者：王铭铭
清代，青城山一带僧道向朝廷进贡茶叶，始于康熙年间。到康熙十三年（一六七五年），官府让灌县堂主传令，让道众李太浩、苗一伦承办贡茶。两位在收集茶叶时没有固定斤两，不满之下，不少寺庙干脆拖着不交。而那时青城山三十五家寺观庵堂中，就有十四家只有守门的，没有住持，这让贡茶承办人为找不到“接头人”而大伤脑筋。有责任心的通福“弗惮重劳”，以通情达理之人的面目出现，招集会议，为的是充当一个“两面抹光的人”。通福一方面建议僧道联名上书，要求官府尽快制订出贡茶的定额，另一方面解释说，只要有了定额，僧道还是应义不容辞地准时交纳茶叶。万事只怕有心人。果然，请求书递交官府不久，这项提议得到了钦命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总理铜政铸法加五级记录十二次的董老爷和署四川成都府灌县事候补县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陈老爷的关注。两位官员同情通福的苦衷，在达成协议后迅即颁布文件，宣明了官府对于僧道贡茶之事的态度。得到有关贡茶定额的文件后，通福将大体协议篆刻在石头上，立在九泉庵边上（之所以“镌石永远存照”，除了标榜通福的威望之外，更主要可能是因要防备僧道再以各种理由拒贡）。
九泉庵位于今都江堰市中兴镇上元村辖区，经历史的风风雨雨，庵毁碑佚，遗憾之至。
两个世纪之后，我在夏季到青城山住了两夜，正好倾盆大雨持续从天而降，山涧流水哗哗组成雄壮至极的“自然交响”，我坐在溪边的亭子里，享受着单色调却变幻莫测的青城，除了去天师洞之外，全无过去别处的意图。临离开时，为了留作纪念，我才后悔，在山门边上的小店铺里买了本王纯五先生主编的《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准备好好读读以备重访。从青城山回成都路上，我翻开那书，在目录中看到《贡茶定额记碑》条目。“茶”这个字像，对于我这个嗜茶的闽南人自有它的吸引力，好奇心使我径直翻到那页，去读有关那次涉及贡茶的僧道大会的记载。
《贡茶定额记碑》妙趣横生，值得一说，故先抄录于下：
伏维我皇上，德迈三山，治臻二帝。一应征徭俱视土地之肥硗，雨露之滋濡，与夫物产之迟早，斟酌尽善，以定厥贡。僧道等生逢圣际，含哺鼓腹，乐何如也。所有贡茶，理宜急输，以摅草野之忠款，期为向化之良朋。茅邑僻处西隅，山高气寒，而茶又属干老，勃发较迟，难供采摘。如照向例，于谷雨前交，则僧道等又将别购充纳，不惟致累当身，亦且贻罪斯慢。是以呈恳县，遵饬从缓办。惟正贡蒙恩，爱民褥子，纡民手足，拟于谷雨以后，立夏以前，上纳贡茶一百二十斤，余茶六百八十斤。详情藩宪永远定额，旋荷批札，以如禀办解，勿任差徭多索扰累。并饬该典史武牟一体遵照等示在案。似此仁慈，沾被殊多，理应镌碑，用奉章程。庶不上误国贡，而下可洽舆情矣。
碑文的前两句话，吹捧了皇上的“德”。紧接着，作者列举了青城山僧道无法准时纳贡的因由。理由看起来还很充分：以往官府硬性规定僧道于谷雨前交纳贡茶，而青城山的实际情况是，这里地处西部，“山高气寒”，茶叶生长得较迟，到谷雨官府要求纳贡时，茶树上的叶子还没长好，采摘下来，怎么可能做成好茶？为了应付官差，僧道到别的地方采购茶叶，鱼目混珠，充作本地特产，而收去贡茶的负责人又时常更换纳贡的数额，造成“差徭多索扰累”的结果，又没有达到僧道向皇上表达敬爱之心的目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僧道代表建议将贡茶时间定为谷雨之后，立夏以前，而且建议官府对贡茶的数量给予明确规定。碑文的作者宣称，只有这样，才能一箭双雕，既避免“上误国贡”，而又“下洽舆情”——合乎民意。
《贡茶定额记碑》有两个引人入胜之处：其一，碑文记载的那个小小的历史事件，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初期僧道、官府和介于两者之间贡茶承办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和互动。其二，碑文还比较明确地给予青城山的僧道一个“有自知之明”的文化定位。
前面一条史家研究已多，我便不多说，我更注意后一条。文中说，僧道心存“草野之忠款”，期待通过贡茶来表达自己乃是“向化之良朋”，也就是归向朝廷道德教化的“良民”。为什么这么说？答案显然与青城山宗教团体的文化身份有密切关系。四川分东西两部。东部是“天府之国”，农业历来发达，地方以里社制度为基础，形成对“化内之民”（汉人）的严密控制。西部是“藏彝走廊”，横断山脉南北纵贯，为那些不甘于定居的民族提供了天然的流动道路。东西两部之间，在山脉与平原的交接地带，存在一条富有意义的文化线索。这条线索，由僧道营造起来的佛寺和道庙构成。佛道宗教建筑的丰碑处在不高不低的山上，维持着山区的民族走廊和平原的汉人定居聚落之间的文化界线。古代青城山的僧道，便是介于东西之间的双重意义上的“边缘人”。对于山下的平原居民来说，他们远在山边，既是汉人，又与频繁流动的“走廊民族”离得较近。对于山上的“土著民族”来说，他们远在走廊的边缘，是教化的化身，与“土著文化”相去甚远。而僧道自己则似乎很明了充当“化内”与“化外”之间“边缘人”角色的好处，知道当这样的人，他们用一点点贡茶，便可表示自己的“草野之忠款”。
饶有兴味的是，茶叶这种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于我们在自身生活实践和观念视野中“创造世界”，竟有着这样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当《贡茶定额记碑》被通福竖立在饺子山之时，茶叶从此前数百年的辉煌，走到了巅峰，在巅峰预示了自身的式微。十九世纪初的时间转折点上，天朝自视拥有天下，而以英国为典范的欧洲国家也因正处在热火朝天的工业革命中，而对世界开始给予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想像。对于天朝与工业化的欧洲国家，茶叶都做出了贡献。毋庸置疑，此前，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即已在中国接触到茶叶。不过，这种东西在他们看来，无非是奇怪的饮品。例如，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记述到茶，说到“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饮料”，并认为，“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17页）。到了十七世纪后期，茶在欧洲开始流行起来，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饮品。如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注意到的，工业革命需要的是机器的日以继夜的运转，因此资本家需要让劳动者超时工作，同时又不影响疲劳引起的劳动效率下降。这个时候，通过探险、经商、传教、军事征服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了诸如咖啡、糖和茶，使欧洲的人们初步意识到了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的好处。其中，带有苦涩之味的茶，其提神的作用，渐渐地为欧洲人所知。用茶来给劳累过度的工人提神，成为许多工厂老板提高生产率的手段。于是，工业化中的国家对于像茶这样的饮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加之，资本主义的文化似乎一开始便必然是以反讽为特征的，渐渐地，茶这种本来是用来剥削劳工的饮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痞子、妓女的“时髦”。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才知道茶的英国人，在一七九三年，也就是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时，英国饮茶习惯已风行于所有社会阶层。其结果是，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外贸的不平衡，让英国人头疼至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抵消贸易的逆差。但是，无论是羊毛、金属，还是机器，对于天朝来说，都无非是些粗制滥造的东西，而机器充其量也是“奇技淫巧”而已（萨林斯：《资本主义宇宙观》，《人文世界》第一辑）。
茶的“国际地位”上升到顶点之时，恰是青城山的僧道为如何交纳贡茶而开会讨论、上书官府之日。其时，朝廷和官府对于茶的交易为天朝国库创造的财富，想必是清楚了解的，而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于茶这种不起眼的东西给天朝的世界地位之维持做出的独特贡献，也有不言而喻的认识。茶使工业化国家大量需要的白银流入一个非工业化帝国中，使“进步的欧洲”意识到经济危机的可怕，同时使“落后的亚洲”意识到自身“特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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