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作者:何兆武
天人合一曾被有些学者认同为中国哲学的特征。但古今中外又有哪一家的哲学不是以指向天人合一为自己的归宿的呢?甚至于不妨说,凡是不归本于天人合一的,就不是哲学。所以天人合一并不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哲学家的特征。它是一切哲学家的本质和鹄的,问题只在于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论证。康德的历史哲学开宗明义的大经大法就是:大自然绝不做徒劳无功的事(因此之故,人类的理性就必定是要充分地发展出来的)。大自然绝不做徒劳无功的事这一命题完全得自牛顿《原理》一书的原文。这当然是纯属目的论的命题。于是它那必然的结论就只能是:大自然既然赋予人类以理性,所以理性就必然要在全人类(但不是个体的人)身上充分地发展并表现出来。由此便推论出来他那一系列有关历史理性的论断,直到最后要有一个安斐克提昂联盟式的永久和平(按,此处牛顿《原理》一书,英译文原文为: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The more is in vain when the less will do.郑太朴旧译把the more 译作多数人,the less译作少数人,完全误解了原义)。但牛顿本人并没有能从他的经典体系中推导出一套理性哲学的体系来。这一工作就留待给康德来完成。若是没有这一条无懈可击而又无法证实的目的论,康德也许就不可能建立起他那如此之完美无瑕的先验哲学的体系。牛顿的体系讲的是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卢梭的体系讲的是人文世界自由的法则。自然界的必然和自由领域的目的这两者如何才能够使之两虑而一致、并行而不悖,亦即怎样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二者相结合,便成为康德第四批判的中心问题。而康德的答案或许是在当时思想理论所许可的条件之下所可能给出的最佳答案。康德的三大批判和成为他晚年定论的第四批判,距我们今天已经两个多世纪了。在这一漫长的期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也都经历了极大的发展和变化。但对第四批判主题的发扬却似乎迄今尚没有达到它今天所应有的高度。当代历史哲学的进展主要似乎局限于技术的层次上(如语言分析)或艺术的发抒上(如生命哲学)。今天的人们好像已经失去了两百多年以前的先辈们所抱有的那种热情洋溢的美好憧憬和好学深思的严谨风格。他们那种高尚的境界和情操还能激起我们一代人心灵中的渴望和追求吗?但愿能如此。
哲学终究是绕不过康德这一关的,无论是你同意他,还是不同意。如果硬是要不理睬他,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自甘愚昧而受到惩罚。在过去一个漫长的世纪里,这曾使得我们的所谓的科学始终被滞留在实证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牢笼里。而所谓的知识,也就始终被局限在感性的和悟性的两个层次上。这些都是明证。学术思想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然而它也不可简单地就直接等同于政治的驯服工具。十九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曾提出过“返于康德”的口号,而新康德学派(包括卡西尔、狄尔泰等人)也确乎做出了值得瞩目的成绩,都不宜简单地扣一顶帽子便轻易加以砸烂或抹杀。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的。而他之以第四批判作为其三大批判的归宿,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四年五月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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