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品书录
作者：王育琨等
王育琨
“触发的酷锐”是我在通读王巍的新著《并购时代的阳谋轨迹》后想到的一个词。这也是受了韦尔奇的启示。韦尔奇用英文Edging一词来表述这样一种本能，即能够敏锐地捕捉市场边际一线的商机，简称商业敏锐。读王巍的书，总感到有一种思维在涌动，尤其是看他的对话，在不经意之间，总有一种新酷的锐点触发你的思维，故此我借用Edging来表述王巍的思想之于我的感受。翻译成中文，可以表达为“触发的酷锐”。
王巍常常能幽默一下自己来给人看。他说：“做投行就是讲故事，在日常平庸枯燥的生活中加入很多火花，这是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讲故事的人自己要清醒，不能把自己讲进去。媒体也一样，当媒体闹得正兴奋时，你别相信是真的，可别把自己讲进去了。很多特别聪明的媒体人往往讲着讲着自己就冲进去了。”
这些话很直白，却包含着清明的智慧，激发读书的人做许多联想。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擅长于思想力的企业家，善于在一片茫然的状态中，给人们勾画一个美轮美奂的醉境，从而激发人们的信心，靠着这种思想的穿透力和蛊惑力，他们曾经取得了成功。可是成功导致他们滥用自己的成功，过多迷恋这种醉境的营造。常常是在别人还没有心动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深醉不醒了，结果导致许多企业功败垂成。早先南德的牟其中与新近德隆的唐万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德隆的唐万里成了二○○四年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汗牛充栋的评论中，王巍的评析别具一格：“今天德隆集团所谓违规操作成为千夫所指，但长期以来默许甚至便利其行为的各级监管机构如何定位自己的责任？德隆的原罪自不待言，而宽容乃至制造了一大批旨在圈钱的上市公司和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的原罪何在？正是中国无法度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德隆的昨日，也导致了德隆的今天……重组德隆，就是在重组我们自己，重组中国企业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模式，重组中国的管制环境和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
作为中国MBO最早的倡导者和鼓吹者，王巍在他的新著中系统地阐释了MBO在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读后会有顿开茅塞的感觉。
作为并购专家，王巍很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式MBO的诸多特征。由此我们明白了，美国的MBO更多是用来淘汰无效管理层，当用外部管理者去淘汰内部管理层时，就叫Management Buyin，当用内部管理者来淘汰管理层时，就叫Management Buyout。但是，在中国管理层收购却是一个Insider Buyout，就是IBO，是内部掌控局面和信息而且暗箱操作的人收购。王巍更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勾兑”。
“勾兑”源于调酒。“勾兑”白酒时，你很难明确这个就是什么湿度、温度、压力下产生的，是靠老师傅多年的经验。中国企业的重组，就像是政府在私下里勾兑白酒一样——不可流通，不可放在桌面上。勾兑是没有规则的。操作者在不同心境、环境和时间上产生的产品有着天壤之别。而在西方，交易是在成熟的市场上进行的，它可以定价、可以流通、可以换人，可以公开，一切都是有规则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企业重组或国企改制，就发生了许多悖理的现象：那些花费心血而且经营有方的企业家，因为他们的成功，使他们享受不到任何一点企业成长的红利，一旦到了退休年龄，就要让位置走人；而那些挖空心思把一个很好的企业经营到破产边缘的企业家，却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没有人眼红他们的位置，反而能得到一个最大的礼包：把企业整个“勾兑”给他了！
王巍的这些冷峻的分析，读着不由得会让人出一身冷汗。这正是王巍要的效果。这本书中在海内外反响最大的文章，当属王巍与蔡重直两个人的对话：《请高抬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王巍与蔡重直都既有很深的抽象力，又有长期生存历练体悟。抽象与务实相互叠加，使得两个人的对话充满了“酷锐”的节点和深刻的洞见。在这篇文章里，“勾兑”被翻译成“一支闲不住的手与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较劲”，把银行不良资产从数千亿元变成了数万亿元。一个入了大狱的银行家的话发人深省：“我就喜欢政府干预，有了政府干预就没有章法，就会乱。如果按咱们银行的那些老规矩办事，咱们那点私货就装不进去了！”贪官的独白，比多少雄辩的论证都更有说服力；清明的智慧，比多少理论体系的铺张都更能启迪读者。
无论是在生存的领域挣扎，还是在抽象的领域跋涉，为了应对现代社会严酷的生存竞争，人们不得不时时寻找一种新动力。王巍发现每年中国企业家峰会都要聚集到亚布力这个冰天雪地去的因由，亚布力论坛可以破坏每个人原有的“场”，抛弃原有的思维惯性。在亚布力论坛的场里，不可能产生明确的结论，而仅仅是一个寻求新动力的过程。王巍对亚布力论坛的观察，完全可以移植到对阅读此著的感受。
在王巍的新著《并购时代的阳谋轨迹》中，有许多原生的故事，鲜活的对话，冷峻的观察，清明的智慧，像是一个思维的实验场，一个风中煽火的平台，充满着触发你思维的酷锐！
（《并购时代的阳谋轨迹》，王巍著，中信出版社，二○○四年九月版，29.80元）
戏里戏外的观照
刘晓真
傅谨先生的《新中国戏剧史》与王安祈女士的新作《当代戏曲》，使两岸学者在戏剧（曲）领域中的研究构成了有趣的对照，观者察其各自路径，可明鉴治学之殊异。
王安祈女士是台湾戏曲界当下非常活跃的人物，不仅撰写剧评、主持剧团、教授剧论，同时还进行编剧创作，这就很自然地使读者在著作中欣赏到优雅的文笔，而至为关键的是，她自己通过艺术实践来把握当代戏曲创作的核心问题，在熟悉创作技法元素的基础上，游刃有余地切入问题。《当代戏曲》论述了大陆“戏曲改革”的效应及所引发的戏曲性质之转变，并论及台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戏曲现代化尝试。作者在书中申明，是试图以编剧艺术、剧作论析为核心，呈现一个台湾观众对于当代戏曲的审美观与诠释态度。《新中国戏剧史》是一部与《当代戏曲》风格迥异的著作。前者的着眼落笔都在强调将戏剧作为一个行业来对待，是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制度层面来体察社会变迁的轨迹。无论是在大陆体制外流连于浓梦清歌的戏曲创作美学，还是在体制内侧重于冷静超然的戏剧历史批判，两位作者因着“戏曲改革”的力量不期而遇，在这个改变中国戏剧命运的独特事件上，他们用各自特有的知识背景衬托出不同的内涵色彩。
毋庸讳言，两位作者把握问题的殊异缘自他们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当代戏曲》的作者身处“戏曲改革”历史情境之外，自然不像《新中国戏剧史》的作者能够深切体会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戏曲改革”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整饬是直戕经脉的。傅谨先生近十年的研究不仅是关注舞台，更是行走于民间，其《草根的力量》一书中的观察，奠定了他重新确立学术视野的现实基础，对历史发展和现状问题的关系也由此产生了更为立体的考虑。民间戏班富有勃勃生机的自为的生存状态对于现行文化体制下的奄奄一息的国营剧团现状是个绝妙的讽刺。而追究其社会原因时，“戏改”就有着不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正如他在文中的这样一段阐述：
如果说在农村地区，戏改的制度层面基本上只涉及戏班从班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以及分配模式的变化，那么，在大小都市里，改制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它还涉及到剧院以及演出制度。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许多城市的剧院已经渐渐形成雏形的商业演剧模式，尤其是京剧界的七行七科中，除戏班通常必需的演职员外，还包括经理科等，前后台管理人员与演职员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颇有效率的商业运营机制。
也许会有人说，这里谈到的“商业运行机制”是无关戏剧艺术本体问题的。实际上，这恰恰忽略了传统戏曲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生理机能”被破坏的事实本质。《草根的力量》并非仅仅停留于描摹正在发生的现实影像，而是有很强烈的历史追问意识，这种意识延续到《新中国戏剧史》中，便建立并打开了戏曲研究的新视域，即对其生存境遇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