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无言的游魂
作者：吴 飞
首先吸引海内外自杀学家(suicidologist)的，并不仅仅是这么高的自杀率，而是在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妇女自杀，那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这里面表现出的差距，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分布问题。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和中年人，都可以从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里找到依据，因为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这样的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这是使涂尔干的自杀理论，甚至于他的整个关于现代性的判断，都有些手足无措的现象。
尤其让西方自杀学者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63%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至少有90%。如果说中国的自杀现象与精神病完全无关，63%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如果像西方精神医学那样把自杀与抑郁症紧密相联，这个比例又不够大。
中国的自杀现象既不能恰当地归入涂尔干所讲的三种类型，又不太像是来自精神医学所讲的抑郁症，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理论，能给中国的自杀问题一个社会科学的解释，从而可能找到“干预”或“预防”的入手点？
有些自杀学家指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远比想像的多，63%这个数字源于错报或漏报。中国的自杀问题，和别国的自杀问题没什么不同，完全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因此，普及和发展精神医学知识，是解决自杀问题的必由之路。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农药这种自杀工具极其烈性，很多本来应该归于自杀未遂的案例因无法抢救，而变成了自杀成功。其实，中国真正可以算作严格意义的自杀的案例并不多，是农药的烈性和医疗条件的恶劣无意中造成了自杀率高的假象。基于这样的判断，甚至有人敦促中国农业部改善农药的生产和储存。当然，更具有社会科学修养的学者指出，中国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完全是因为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性别歧视依然严重。
就在自杀学诸公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正被困在华北一个拥挤的县医院的急诊室里，一边等待前来就诊的自杀未遂者，一边失望地翻看着他们的治疗记录。这是我对中国自杀现象的人类学研究处在最低谷的时候。
在治疗记录的病因栏里，隔不久就可以看到“农药中毒”、“甲胺磷中毒”、“一六○五中毒”、“氧化乐果中毒”的字样。如果不是在夏天，所有这些都会是自杀案例；但如果是在夏天，那你就很难判断，这究竟是服食了农药，还是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不小心喷在了身上。虽然几乎每一两天就会有“喝药”的病人来到急诊室，但是，没有一个病因写的是“喝农药”或“自杀”。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区分“自杀”与“误喷农药”，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把占所有患者三分之一以上的自杀者当作单独一类病人？费力鹏那里的统计数字，在他们这里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县医院的医生看来，自杀与车祸、天灾、事故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所负责的，只有洗胃。在他们这里，“自杀”并不是单独的一类事件。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精神科的大夫呢？
幸好，这个县里已经成立了一个精神病诊所。但这个诊所里的状况反而让我更加疑惑。精神科医生所关心的，似乎仍然和自杀者所关心的不是一码事。不仅绝大多数自杀未遂者或有自杀意念的人不会来这个诊所看病，而且，即使来了的人，也总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收获。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感到失望了。我最先来到这个县，并没有到县医院，而是直接找到了公安局。那里的法医给我看了五六年间非自然死亡的记录，并且逐个解释调查和侦破的结果。其间确实有不少自杀者。他告诉我，每当县里发现一具无名尸体，或是出现了一起恶性死亡事件，公安局都要派人调查，并且会留下记录。但是，调查的目的首先是看这是不是一起谋杀，或者是否有人有直接的责任。如果确定是一起自杀事件，公安局就不会再过问了，除非随后会有什么恶性的纠纷。“因为自杀不是公安局职权之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
这才是让我真正感到疑惑的：“自杀”，似乎是地方政府逻辑之外的一件事。公安局和医院都可能和自杀发生关系，这是因为自杀往往和谋杀或身体疾病相关。他们所关心的，都不是自杀本身。
而且，这也不是因为这两个单位玩忽职守或没有尽到责任，而是因为，自杀是在任何公共机关职权之外的事。在中国的地方政治里，没有一个单位的职权里会包括自杀这一项。不管自杀，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单位“行不出其位”，忠实地履行着它们应尽的职责。
因此，当我试图从地方上找到自杀率的统计的时候，完全徒劳无功。县里有人口的数字，也有每年出生和死亡的数字，但就是没有自杀的数字。为什么和怎样记录自杀的数字呢？谁来负责做这件事呢？
这个现象马上又提醒我们，费力鹏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极为明显的问题：他说中国的自杀率至少从一九九五年就这么高了，怎么我们就不知道呢？不仅不知道，怎么我们好像毫无感觉一样呢？更重要的是，这么高的一个数字，怎么好像根本就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没有影响到安定团结呢？
据说，自杀而死的鬼是最可怕的鬼，因为他们郁积了满腔的忿戾之气，四处游荡，找不到替身就无法投胎转世。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些冤魂，似乎并没有找什么替身，反而是无声无息地就被大风吹走了，活着的人仍然若无其事地过日子，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自杀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从根子上就问错了呢？在中国的政治分类图式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自杀这一项，而我们应该把这几十万的自杀者要么分为农药中毒者、安眠药服过量者、抑郁症患者，要么分为非谋杀死亡者、意外缢死者、无故堕水者呢？
我终于说动了急诊室的大夫，他们允许我穿上白大褂，去访谈已经脱离危险的自杀未遂者。我想，我终于可以问清楚，这些年轻的农村妇女为什么要喝农药，她们究竟和美国的那些城市男子有什么不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妇女，喝了几口氧化乐果，当时早已脱离危险。在她的床头，她的母亲和丈夫都在陪床。自杀未遂者本人很乐意和我讲她的故事。但是，她刚刚说了几句，探望的亲戚邻居就陆陆续续进病房来了。她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边回答我的问题。听到她的讲述，她娘家的一个姑姑纠正了一些小小的事实错误，但马上引起了她婆家一个亲戚的反驳。她还没有把事情讲出个眉目，床头的娘家人和婆家人就吵了起来。前来探视的街坊邻居看他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就认为我是一切麻烦的制造者，逐渐把矛头对准了我：“你是这里的大夫吗？大夫有问这种问题的吗？”“家务事，你管得了？”
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个小小的细节为什么如此敏感，就被狼狈地赶出了病房。我尴尬地意识到，我所问的这种问题，不仅是警察或大夫所不该问的，而且是老百姓们不愿意被问的；但我也同时感到，清官所管不了的家务事，并不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在公安局和医院的逻辑之外的，老百姓的生活里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让我问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这问题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问题那么深地嵌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最敏感的神经纠缠在一起。自杀问题，当然触及到了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些隐秘问题；每年几十万的自杀和近千万的自杀未遂，既然已经触及到了那么多老百姓的幸福问题，怎么可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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