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和解的壁垒
作者：赵 刚
学者与文化人既无从预测，于是评论纷纷，这其中尤以龙应台女士的评论文字最具行销力。
这个发生在今年春天的事件，十年后观之，意义为何，可能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因为今天所发生的事件，还将要被很多的力量解释与推挤，而其中知识分子所能影响的范围确实有限。但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因职责所在还是要对这个走向提出有立场的解释。基本上，我认为连宋的大陆行是重要的一步，有多重的意义。首先，这是解消冷战架构的重要进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相互关系上，走出内战与冷战的敌对思维，开始进行对话。这不仅对两岸，也对区域和平做出了贡献。其次，这不应仅仅是政党之间和解的肇端，更是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之间关于和平与沟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现。这中间当然有资本的利益，但人民恶战、避战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国民党在这个层次上反映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也将带领民进党的走向，这由后者转换口径，承认中华民国为最大公约数之事可以略窥一二。第三，尽管表面上二者都在有技巧地操弄中国人身份修辞，但他们却也吊诡地参与了由李登辉担任首任工程师的国族打造工程，只不过今日是以“中华民国”之名行之。但这样一个国族打造工程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将有何命运，却并不很清楚，也似乎另蕴危机，特别是当它牵连到美国和日本在两岸敌对关系中的利益。冷战的解除与再度冷战化，是矛盾并存的两种可能。
因此，连宋访问大陆这一事实所散发出的讯息是具有矛盾性质的。脚热情地往前踏出和解的一大步，但手却更冰冷地藏在背后。冷战以来，由于东西阵营的对抗以及两岸的对立隔阂所形成的深度文化与价值壁垒，在两岸各据一方时无从展现，反而是当两岸越要开始接触时，这个藏在水面下的壁垒往上浮现的驱力越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此分析龙女士关于两岸关系言论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足以彰显这个壁垒的重要个案。
五月下旬，知名文化评论家龙应台女士发表长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问大陆有感》，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发表，台湾《中国时报》同步刊出。龙女士以其一贯的感性笔调，对中国大陆读者娓娓道出她所理解的台湾。在文章中，龙女士没有忘记提及《野火》那本书，并不避自举地将之定位为台湾当代史的分水岭：《野火》之前如何，《野火》之后如何。《野火》二十年后，龙女士以大陆读者为对象，或许是希望在大陆这块她心目中的“前野火”之地燃起野火。龙女士抚今追昔，踌躇四顾地向大陆读者报道《野火》的灿烂启蒙事业：“《野火》书一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
龙女士的这篇文章想要在中国大陆怎么描绘台湾，想要达到什么论述效果，我们的确也不掩在意，但无由过问──毕竟任何人都有资格写一篇绍介台湾文明奇迹的当代版《马可波罗东游记》。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只在中国大陆发表，也同时在台湾发表，这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台湾公开批评龙女士的论述对台湾社会以及两岸关系可能产生何种影响。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她如何理解台湾，是深刻关连到她如何理解大陆，并关连到如何理解两岸关系的。我的基本观点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形塑了龙女士理解台湾（以及世界）的框架，并傲慢地用此框架衡量中国大陆，使得“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两种文明，其间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垒。这个冷战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心态结构，无论对两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湾社会内部的正义发展都是有害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龙女士是如何再现台湾的。龙女士的基本论点是建立在一种历史终结论上头。任何“前现代的”、“专制的”、“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政权或社会形态，经过人们的奋斗，最后都将驶抵历史的终点，在那儿，人们享受自由与均富，并尊重多元性。而所谓多元性，就是人们不再相信伟大的、壮美的口号或主义，只是现实地生活，包容不同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尽管众声喧哗，却强过定于一尊。龙女士以一种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民主观说：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所以，台湾的民主景象应如下：没人撑死，没人饿死，每个人当他自己，也不妨碍别人当别人自己。
这幅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历史终结论的景象不能说坏，但好像缺少了些什么重要东西，而且有些阴影地带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以这样的方式论列台湾社会，似乎是在用远镜头、低标准。首先，路无冻死骨并不等于社会正义，正义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长期以来台湾社会里原住民的生存条件，近十余年来台湾社会对跨国迁移劳工的剥削与歧视，近年来台湾社会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以及现今已是经常性的而且被大大低估的百分之五失业率……面对这些，难道还容许我们对“均富”自我庆功吗？
其次，众声喧哗并不等于自省的对多元认同的包容。长期被国家、家庭、市场与媒体的葛藤缠绕，充满无力感的台湾一般大众，因无从获得公共论述与集体行动的力量，从而在面对历史的进行时就成为被动的旁观者，而旁观者的并发症就是令人丧气的、犬儒的众声喧哗、无可无不可。这样一种躁郁的文化官能症，却被龙女士完全正面解读，成为台湾人的包容与智慧。但是，难道还需要提醒，在这个表面的“无可无不可”的众声喧哗之下，有一条大黑线，那就是越来越被污名的“中国人”身份，以及许许多多条的小黑线，那就是各种没有公民身份或外于公民身份的身份污名，例如“外劳”、“外籍新娘”、“大陆妹”以及同性恋者。在最近那桩具有猎杀女巫性质的“夏事件”中，我们完全感受不到龙女士所标榜的“叙述多版本”及其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龙女士何其乐观、何其偏择耶！但这种乐观让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知识人、文化人的社会角色到底是认同、肯定，还是反省、批判？
美国的社群主义学者沃泽尔（Michael Walzer） 算是一位非常爱国爱乡的学者，但是在论及社会正义时，也会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来爱国爱乡。他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正义原则”，指出任何自称是民主的国度都必须符合一个正义原则，才有资格自称民主，这个原则即是，任何人，只要在当地的经济体制中劳动工作，只要受制于当地的法律，就应该有充分的公民权，参与对这些影响他们的经济决策与法律的“持续性同意”。因此，任何民主体制除了让境外的劳动者入境工作外，还要给人家第二道允许，即公民权的授予。因此，对于世界上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只让迁移劳工进来打工，但不打算给人家公民权，那这个政治社群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一种软性的种姓制度，因为把人分成两种，自己人与外邦人，后者服务于并受制于前者。那么，尽管自己人之间也许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认同的，但这个体制的特色绝不在平等与多元，而在专制统治。那暴君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些有身份的公民，沃泽尔称之为“公民─暴君体”。在台湾，我和龙女士都属于这一体。在东亚区域，龙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属于这一体。
龙女士为何选择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宁可选择对台湾雾里看花呢？那难免让人觉得是为了取得面对中国读者的高姿态而进行的策略性修辞。但龙女士可曾想到，台湾为你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辞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各种争取社会正义与激进多元认同的人群的反挫与内伤：台湾都这么好了，你们这不是庸人自扰且扰人吗？！对于这些人群，龙女士似乎是不愿置一词的。在她的心目中，台湾近二三十年的变迁，只是少数精英的努力结果，不论在“野火之前”还是在“野火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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