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乡关何处
作者：戴 燕
一九三七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不久，吉川幸次郎在北京见到了周作人。
那时的周作人，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算得上为数不多的“知日派”，然而，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明净直”的民族，它的对待中国，为什么只有“黑暗污秽歪曲”，只有离奇的“恶意”，比照历年来的考察，周作人觉得还是谜一样的不可理解（《日本管窥之四》，载《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书店一九八五年影印本）。前去看望他的吉川幸次郎直率地说：那是因为你的研究，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身上，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可在日本历史上，比如镰仓时期，就是“武”的代表。
见到周作人时，吉川幸次郎才是京都大学一名年轻的中国文学讲师，九年前他到中国留学，在北京住了三年。而自从一九一一年结束长达六年的留日生活归国之后，周作人虽然也在北京大学开过日本文学的课，可他涉猎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一九三七年，正是中日关系紧张到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刻，迫于时局，周作人无奈地放弃了他的“日本管窥”，但不同的是，吉川幸次郎却跟不少日本的汉学家一样，愈来愈感觉到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紧迫性。一退一进之间，这两人的截然不同的取向，也仿佛象征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相互观望时的姿态。
近代以后的日本，就像人所共知的，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用明治（一八六七——一九一○）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来说，中国和朝鲜，都成了日本在亚洲的“恶友”（《脱亚论》，发表于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六日《时事新报》）。在西洋文明的冲击和感染之下，尤其经过甲午之战（一八九四——一九九五）、对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和俄国手中接掌了对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中华老大帝国的形象轰然坍塌，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大的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看法骤然改变，对上千年来浸淫其中的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厌恶、鄙夷的心情。
汉学家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而远的，不必说到大化革新，就是不久前的江户（一六○三——一八六八）时代，情况也还那么不同。尽管德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令一般汉学家都无缘接触到现实中的中国，可是借由文献典籍抑或中、朝使者，人们仍有机会认识中国，研习中国传统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汉学既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也是日本的学问。比如朱子学就被幕府和一些藩主奉为官方之学，曾经占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又比如赖山阳那样有名的日本史家，也能写一手典雅的汉诗，像他的这一首《岳飞》：“唾手燕云志已空，两河百郡虏尘重。西湖赢得坟三尺，留与游人认宋封。”就几乎没有留下所谓“和臭”（无和臭，是江户时代对汉诗的一种很高评价）。然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开国，却让日本在怀上绵绵不绝的“脱亚入欧”梦想的同时，渐渐淡却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像曾以“杂种文化”来形况日本的加藤周一所说，当西洋的一切都成为理想，日本也就“一边倒”地从中国掉头彻底转向了西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学，于是无可避免地遭遇了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命运，汉学家们则发觉自己忽然变成了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的无声无息的退隐之士，变成了“无用的长物”。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形势，就好像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的“西潮”澎湃的情形，浪涛滚滚，把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卷入到一个新的现代世界。吉川幸次郎虽然比周作人小了大约二十岁，但他身处日本全面追求现代西方文明的大的转折时期，跟周作人那一代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其实有一些相似，也就是说，潮流当前，他们在文化立场上，往往首先选择的，都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及修养相去甚远、代表了现代与先进的西方。他们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的观念、趣味和潮流，就连在专业领域，也竭尽全力去同西方接轨。
大多数日本的汉学家似乎都已经看得非常明白，在这个时代，惟有同西方接轨，才是“预流”，才能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提升汉学研究的价值，也才能在日本近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当中，继续取得发言的资格。曾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他“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自传《西潮》中这样写道：“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这一段道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自白，也恰好反映了日本近代汉学家的心路历程。
同西方接轨，就日本的近代汉学而言，可以举两个比较为人熟知的例子。
我们知道，明治初期，一些富有汉学修养的家庭或私塾在教授子弟时，仍以研读中国原典为主，四书五经而外，又有《史记》、唐宋八大家等等，比如讲中国历史，就常用到曾先之编写的《十八史略》。可是到了明治二十年代左右，有“东洋史”创始人之称的那珂通世等人倡议历史教学的改革，主张弃用《十八史略》之类的汉文文献，而使用那珂通世自己编写的《支那通史》。而在此之后，中国史的讲授思路和研究方法便大为改观。据说《支那通史》编到宋代以后，那珂通世就表示，向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线索和基本史料用的《元史》等虚构太多，不足为据，现在需要把西方学者关于西域的研究补充进来，因为西域既包括在蒙古民族广泛的活动区域之内，也是东、西两个世界的重要连结点。引入西方的文献及其研究，正是中国史发展至东洋史的一个重要契机，稍后，桑原陟藏编写《中等东洋史》，在中国这一部分，把殷周（上古）称作“汉族膨胀时代”、秦汉六朝唐（中古）称作“汉族优势时代”，把五代宋元明（近古）称作“蒙古最盛时代”、清代（近世）称作“欧人东渐时代”，也是从中古时代起，就将历史叙述的重心移到了汉族与塞外各民族的冲突上面。
在东洋史的这样一个架构之下，当蒙古、突厥、女真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被整编进来的时候，传统中国史所关注的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兴衰流变，便再难以成为历史叙述的脉络和焦点。像桑原陟藏的《中等东洋史》里，还包括有印度、中亚，就是说这个东洋史，覆盖了几乎整个亚洲，这样一来，中国史，无论如何也只能占有其中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一旦“东洋”这个区域性的概念，代替民族国家而成为历史叙述的单位，“中国”无疑会从这种历史的叙述中慢慢淡出。
发生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这样一种学术方向的转移，当然有它十分现实的背景。对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来讲，重建亚洲新秩序以对抗西方列强，包括走所谓“日支提携”的路线，已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之下，对中国的现状及其历史，都需要在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甚或世界格局下面重做研判。一九一○年前后，东京大学确定由国史、西洋史和东洋史构成史学学科，这一历史学科目的划分，就清楚地反映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观以及它的自我定位，同时也标志着从中国史到东洋史的学科转型终至完成。
如果说上述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历史学领域，那么，明治时代研究中国思想和文学的人喜欢讨论“中国人是怎样的”、“中国文明的传统如何”一类的问题，究其实，也是要对中国的现状及历史做一番新的解读和评价，而之所以对此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有必要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一个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主体的解释系统中去。比如在日本出版的首部《日本文学史》里，我们就常常看到，作者是以比较的口吻，谈及日本文学优美、中国文学雄壮，而西洋文学精致等等结论的（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日本文学史》，一八九○年）。在汉学家早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书，如藤田丰八的《先秦文学》里，对主要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其创作文学所做性质的判断说：汉民族有排他性而使种族纯粹，却也阻止了别国文学的侵入，崇古而使其文学多拟古，却也妨碍了俗文学的发展，重亲情而使其叙事文学贫弱、重实用而使其虚构文学不能发达；中原的土地辽阔却引致其文学的夸张，也缺乏精致的思想和研究的态度，因而失去进步的机会等等，所依循的，也基本上是来自西方的一种现代化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