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
作者：行 龙
提起“治水社会”，自然会与那位出生德国、继入美籍的犹太人魏特夫联系在一起，而魏特夫总是与“东方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三点一串的人和理论影响西方包括日本汉学界半个多世纪，至今余音犹绕。魏氏早年先后在德国莱比锡、柏林、法兰克福等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社会经济史，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曾来中国，搜集有关社会经济和历史资料，一九三七年二月国内有名的《食货》半月刊曾全文译载其《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一九三九年魏特夫入美国籍，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华盛顿等大学任教。魏氏一九二四年开始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更使魏氏名声大振，声誉日隆。西方学界认为，魏特夫的理论“对于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重大贡献”；或认为该书“是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的一本必读书籍”；甚至有人将《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认为“确高于马克思和韦伯”(《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出版说明)。日本学界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起步较早，其薪火相传、成果迭现更为汉学界称道。综观日本有关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最早即是围绕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而展开，以此扩衍而来的有关明清水利共同体的论争至今仍难说是烟消云散。当然，反面的意见也是有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魏著出版两年后，即一九五九年在其《科学与社会》中就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来说明魏特夫的“失实”和“偏见”，李约瑟评论道：“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手头所有的是一本后人只能与‘冷战’时期具体情况相联系才能理解的政治读物，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三卷)。
如果说，魏特夫及其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西方和日本得到高度评价，那么，在前苏联和中国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按照魏特夫的说法，早在一九二九年，魏氏《地缘政治学，地理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俄文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发表，编者即表示不同意作者的某些看法。次年，该杂志拒绝发表魏氏进一步分析亚细亚社会自然基础的文章的续篇。魏氏的另一部著作《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曾被译成俄文，打印稿在许多俄国专家中传阅，他们被要求写一篇批判性的序言。但是“这样一篇序言始终没有写出来，俄译本也始终未曾发表”(一九五七年导论，见前揭书)。当然，后来的《东方专制主义》自然更不会有俄文版。应该说，《东方专制主义》出版后，在中国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徐式谷、奚瑞森等人即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第三版英文本翻译成中文，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和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是邹如山根据美国文塔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英文本进行校订的中文本。此中文本一九八九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时距本书初版已二十多年。
《东方专制主义》中文版面世后，国内史学界高度重视。主流的话语是：“对于这样明显有反动政治意图的书，如果任其流行，不加批判，那显然是不对的。”但“对任何涉及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批评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都需要花力气认真对待”。“即使像魏特夫，也还是应承认他是一位学者，一位汉学家。他对中国问题是花了功夫的。即使是《东方专制主义》这样有明显反动政治意图的书，它的整体倾向和基本结论都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也不排斥在个别的地方有合理的成分或值得引起注意之点。”据载，自一九九○年开始，有关方面就组织文章，并陆续在一些书刊上发表。其间于一九九○年和一九九四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过两次专题讨论会，“主要集中于从理论上和学术上”对魏氏著作进行批判。于是有了季祖德、陈启能共同编辑，一九九七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集国内学者十九人、多学科专家撰写的集体著述。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是分不开的。由于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的需要，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至少是遍及全国人口中心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又可以划分为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核心地区”，“治水社会”的一切本质特征在中国便得到集中而充分的体现。应该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是，魏特夫早年曾经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和第三国际的工作人员，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与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学术的研究便唤来了明显的政治意图。读一下魏氏一九五七年该书初版时所写导论的最后那段话，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
赤手空拳不能进行战斗。在危机的时候，任何理论上的真空犹如权力上的真空一样，招致灾难。当我们自己方面拥有无穷的强大潜力时，没有理由听任敌人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理由听任极权主义的战略家们在理当属于我们的地盘上，炫耀他们制造的教条。也没有理由听任他们因我们不参加而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前苏联有关《东方专制主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已成历史。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集中批判魏特夫及其“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进一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如今也已声势不再。一切都在远去，一切都似乎没有结束，也没有结果。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促使我们去深思。
撇开魏特夫的“治水社会”，我们来谈谈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应该说，中国的水利史研究犹如中国的长江黄河一样源远流长。“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古人对水总是给予最美好的期待甚至是顶礼膜拜，“大禹治水”、“水母娘娘”及各地不同版本林林总总的类似神话般的传说在民间可谓妇孺皆知。在汗牛充栋的二十四史中，自太史公《史记》立《河渠志》以降，《河渠志》、《沟洫志》、《食货志》乃至《五行志》成为记载有关水及水利事业的固定话语文本。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后来的《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则是专门记录水利、治水、水利工程和水利事业的专书，且不说大量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及各种地理书中的水利记载。近人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也有两种颇有价值的著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四十本涉及文化领域甚广的丛书中，就有一本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一九三九年)，该书分黄河、扬子江、淮河、永定河、运河、灌溉、海塘、水利职官八章，叙述自古以迄民国时代的水利事业，并附简图及统计表，是为第一本中国水利史论著。几乎与此同时，乡贤冀朝鼎在美国用英文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九八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试图通过对隐藏于地方志、中文‘水利’专著以及正史中大量未被接触过的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去探索中国历史上灌溉与防洪的发展”，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四卷第二节专论“水利工程”(柯林、罗南简编本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对水利技术层面的河道控制、建设和维护，水力提升机械和利用水力作动力源做出了精深的研究，而李约瑟自称如果没有郑氏和冀氏的著作作为“指导”，要想写出“水利工程那一部分内容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期间虽对清代故宫档案，包括水旱、防洪、航运、灌溉等资料进行过整理，但主要停留在整编阶段。近十几年来，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为龙头单位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九八七年，姚汉源先生的《中国水利史纲要》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该书提纲挈领地论述自三代以迄民国历代兴修水利的史实，并对水利史研究的意义、某些发展规律及分期提出看法，但“本书比较注意工程之兴废，……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之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不能成为从经济发展看的水利史，仅能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提供资料而己”(作者自序)。与姚汉源先生为代表的水利史研究相呼应的另一端是中国水利史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继康熙《行水金鉴》、道光《续行水金鉴》后，《再续行水金鉴》最近问世，水利专家周魁一介绍说，该书汇集了黄河、淮河、长江、永定河等流域及运河的水道变迁、水利工程与水政管理的情况，第一次将上古到嘉庆末年上述水系的源流、分合、沿革、水情、治理等情况系统地予以记录，并胪陈利害得失，轻重缓急，填补了治河档案和文献的空白(《光明日报》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不无遗憾的是，水利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主要成果或主流话语仍限于少数水利史专家。水利史研究依然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姚汉源先生期望的那样一种将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水利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局面仍然没有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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