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上海出租车抢案
作者：王德威
王安忆下笔繁复细腻，俨然继承十九世纪以来写实主义小说的正宗。她对人性素朴面的探勘，还有对都市生活社会学式的观察，永远兴致盎然。她的风格，好之者认为翔实生动，恶之者认为夹缠琐碎，其实是一体之两面。
然而王安忆又不能为简单的“文学反映人生”的写实—现实主义公式所局限。她对小说在世界中所呈现的意义，每有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小说无中生有，是建构社会想像、铺陈伦理关系的重要方法。在一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时代里，王安忆有意经营虚拟文字，重新安顿“事物的秩序”。或有识者认为她近期作品耽于物质原初细节，充满社会主义式的乡愁。但这毕竟是见树不见林的说法。正如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小说《纪实与虚构》已经预告的，她是以上海为基础，重写“创市”──也是“创世”──神话。
《遍地枭雄》是王安忆自《长恨歌》以来的重要突破，很可以显现她现阶段小说美学的变与不变。这本小说仍然以大上海为题材，时间的落点则是当代。习惯了《长恨歌》式情节的读者，对《遍地枭雄》要有心理准备。这本小说不写新旧上海的罗愁绮恨，甚至没有女性主角。相对的，王安忆要写的是男性──而且是黑道上的男性──之间的情义。以往王安忆善于将故事安排在街巷弄堂，上海市民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一回，她把角色连根拔起，让他们穿乡走镇，过起亡命生涯。《遍地枭雄》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说。这一人与空间关系的转换，和她的上海想像有什么关系？
故事的主人公韩燕来出身上海郊区的贫民区。这块城市与乡镇接壤的地方原来一无是处，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居然也透露了生机，也让生长其中的年轻人蠢蠢欲动了。韩初入社会，高不成低不就，但再怎么甘于平淡，也禁不住环境的挑拨。企业、投资、生意、工厂……年轻人哪能不志在四方。然而知易行难，韩燕来必须妥协。即便如此，他要为自己打开出路。做木匠还是做开车师傅？韩燕来的选择可以料得到，而在这样的选择的背后，有着历史算盘拨弄的回声──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六十年前的选择，是有相似性的。
小说由此进入正题。王安忆要写的是一个上海小青年的启蒙故事，她要观察一个年轻人与社会打交道的古老主题，在新世纪里会带来什么样的教训。韩燕来学会开车，加入千百出租车司机的行列，过起送往迎来的生涯。他的车子不只是谋生工具，也是欲望媒介。穿梭大街小巷，韩燕来仿佛有了自主的生活，也同时好像失去了什么。车是租来的，必须与人轮班；乘客形形色色，由不得司机挑拣。深夜的“男鬼”、“女鬼”在车上无所不为，尤其让韩燕来难堪。他还是童男子，王安忆提醒我们，内里还有那一点娇贵的天真和自尊。就这样，韩燕来一点一点融入上海这座大城市的轨道，直到那个生意鼎盛的圣诞夜晚上，直到那三个年轻男子上了他的车。
王安忆写韩燕来和他的车子之间的关系，平实流畅至极，但也隐隐透露寓言意义。《遍地枭雄》的这一部分，日后一定会不断引起读者将其和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经典《骆驼祥子》（一九三七年）做对比。我们还记得来路不明的祥子到北京讨生活，一心要挣一辆“自己的”洋车。他原本洁身自爱，一点一滴攒下血汗钱，好作为买车的资本。他三次几乎达成心愿，但又三次失去已经到手的洋车。与此同时，祥子逐渐堕落，他的身体和自尊终被淘洗一空。为了车，祥子付出一切，最后一无所获。小说达到高潮时，我们看到祥子已经沦落为无赖，在老北京的婚丧仪式中权充场面。甚至同情他的叙事者也一改初衷，指斥祥子是个“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老舍的《骆驼祥子》未必有左倾意识，但他写出抗战前夕的古城里，一个前资本主义“经济动物”的悲喜剧。祥子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本钱，努力经营，盼望拥有一辆──以至更多辆──洋车。但他算计不精，被卷入一个莫可名状的机器里，血本无归。这个机器可以是古老命运的轮盘，可以是自然主义的“遗传”和“环境”的限制，也更可以是资本主义的无情运作。小说开始，当叙事者要将祥子作为人物抽样来描写，像“机器上某种钉子”那么准确时，一个人与机器，或人变成机器的寓言已经隐然形成。
而作为写实小说家，老舍也必曾想过，他逼真的叙述到底是写出了祥子和他所在社会的病根，还是撒下了一个文字的天罗地网，成为陷祥子于不义的那个社会的代言工具。写实小说到底是社会的批判，还是同谋？
将近七十年后，王安忆的《遍地枭雄》仍然在思考《骆驼祥子》所提出的问题，但结论何其不同。由北京到上海，由人力车到小汽车，社会主义建设翻天覆地了五十年，何以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还是阴魂不散？韩燕来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它不只投射共和国又一代青年的希望与怅惘，还启动了前世今生的诡异循环。比起祥子，韩燕来其实没有吃过太大苦头，也容易安于现状；只要在上海继续发展，他可以按部就班地开车，像“机器上某种钉子”。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否有一股模糊的冲动，一种不甘心如此的欲望？这样的冲动和欲望不能只落实到一辆“自己”的洋车，或一辆汽车上。在人和物的关系之间，总还应该有些别的。
这就引向了《遍地枭雄》情节的大逆转。圣诞夜往外滩的路上，三个男子上了韩燕来的车。他们很快露出真面目，押着年轻的司机开离了上海。这伙强徒以抢劫倒卖小汽车为生，专在苏、浙、皖一带活动，犯案稳准，行踪飘忽。韩燕来开始的恐惧和怨愤不难想像，然而逐渐地，他发现这三个抢匪和他年纪相若，而且自有一套生存逻辑。他们相交越来越投契，步调越来越一致。等到抢匪准备放他回上海时，他居然不情愿离开了。
韩燕来和三个抢匪的一段亡命生涯，是小说的精华。个中曲折，暂且不表。我所感兴趣的是，王安忆如何借此凸显当代都会经济关系的急速变化，以及因此而生的法理与人情的歧义性。韩燕来由被害人转为共犯，也许是犯罪学常见的服从机制。但对王安忆而言，这个年轻司机的出轨有不得不然的因素。当抢匪逼着他离开他生长于斯的上海、闯荡他乡时，韩燕来的视野陡然放宽。抽离生活周而复始的常态，韩燕来面对生命粗粝的本质，几乎一夕开窍。一种莫名的诱惑由此而生。韩思前想后，和抢匪分而复合的大段描写，无疑是小说最动人的章节。
王安忆塑造的三个抢匪没名没姓，分别称为大王、二王、三王，很有点三星聚义的意思。但他们其实只是江湖上的混混，而且各有各的伤心过去。与他们相比，韩燕来单纯得简直像是天之骄子了。这是王安忆的用心所在。从三王那里，韩燕来学得了人间的凶险世故；从韩那里，三王见证了一个青春男子的洁净本色，那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早早就被剥夺了的。在最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外乡人和（来自经济结构低层的）上海人相互定义对方。而他们共同面对的，是由上海辐射出来的庞大金钱、物流网络。
王安忆写四个人的路上冒险，由木渎到常州、南京、徐州、济南……有着“浪荡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架构，但他们何尝不是在串联江南江北的地下经济锁链？他们站在“法”的另一边，成了违逆现实的叛徒。但什么是法，什么又是现实？他们不务正业，但也必须“有”劳而获。他们无所顾忌，却保持了盗亦有道的虚荣。他们各有野心，但再大的买卖也补偿不了那漂泊的宿命。餐风宿露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他们同车一命，相濡以沫，竟然有了生死与共的浪漫情怀。王安忆似乎暗示，现实是如此混沌的东西，这四个人和他们所背离的社会其实是个古怪的命运共同体。价值旋转，意义的生产秩序真伪难辨，曾经吞噬骆驼祥子的那个神秘机器，还在运转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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