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我们”如何论述香港
作者：杨立青
追问香港论述的主语是谁，原因还来自一些生活事例的触动。比如以前看中国国家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的比赛，我注意到国内的体育评论员在解说时，往往会说“我们中国队如何”、“香港队如何”。在这里，香港队成为了中国队的对手，在相当意义上也即成为了“我们”（解说者与国内观众）的客体，即便不是这样，在“我们”与香港之间起码也是做了区分的。由于主体位置的设定不同，其观察的立场与角度肯定有异——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香港媒体在转播类似赛事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但其中的微妙差别（相信一定是有的）将是很有意思的。
之所以要讲述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因为要介绍一本书——《香港文学@文化研究》。这是一本主要由香港学者撰写的香港研究合集，厚厚的一大本，按照李欧梵先生在《序言》中的说法，它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讨香港文学”，“可以说是集香港中青年精英学者的一时之选”。从中可以看到，香港文学与文化本身的丰饶、繁复与曲折，以及其研究所能开拓出的多元的文化空间，绝不是用一句“文化沙漠”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等级意识就可以打发掉的。
香港本身的复杂性，在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看来，就在于香港故事的“难说”上。在《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一文中，他说：“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在他看来，香港故事之所以难说，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说法是多么容易被其他观点和声音所吞没”，香港的存在只为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的跨国企业和有关中国性问题，因而常常是被殖民的“无身份”。他以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的“故事性不强”等为例，探讨了“小城（是否）无故事”的问题。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无故事或故事情节淡化”，既暗合了香港当时一些电影、小说、戏剧等叙述性作品的一种共同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外来者过于随便地“大写”香港的离奇故事的反抗：“她被人代表了，说了她的故事，变成没有一个声音去说自己的故事。”而《阿飞正传》的出现，“在逃离大故事，选择‘无故事’或者‘小故事’这方面……是不是也显示了他们对一些压倒性伟大叙述、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一些精心经营的‘剧本’抱着怀疑的态度呢？”也斯此文，以及其中朦朦胧胧的香港主体性意识，提醒我们“大话”以外的“小说”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以不同的文学与文化方式论述香港的不同的“我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外来者”，比如众所周知的张爱玲。也就是说，论述香港的“我们”这一复数指称本身是个复杂、松散甚至分裂的主语，“香港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模糊概念，因此不能被本质化与总体化。具体到所谓“香港文学”上，按照郑树森的说法，香港文学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前者是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后者则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相对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而言，在香港文学史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作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对香港的书写构成了论述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美君的《流徙与家国想像：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中的国族认同》一文，通过探讨南来作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冷战时期香港文化中的国族认同”，指出其中流露出来的“难民/流民的浮世过客的心态”，揭开了五六十年代香港故事的序曲。但与这种“南来想像中的浪漫北国往往是作家排拒香港这南方小岛的手段”不同，在王宏志的《叶灵凤的香港故事》中，对于同样是南来作家的叶灵凤（自一九三八年抵港之后，一直到去世，他在香港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而言，一方面，在大陆许多成名作家居港几十年却始终抱着“过客”心态、笔触几乎没有涉及香港的时候，他却早在四十年代便开始搜集香港史地的资料（如《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等），专门地从事有关香港的论述（包括对英国殖民罪行的批判），以此方式来建构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也对英国殖民地香港产生一种归属感，不自觉间浮现出一种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与赞许。“爱国文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他在洋场（上海与香港）和洋书中所接受到的一些西方理念，就这样不时在他笔下的香港故事中展现出矛盾与冲突，比如他本着为香港“正名”并使之与中国本源接近的目的，探索“香港”名称的由来，却又不得不在讲述中承认，是英国人最早催生了“香港”的出现并将之“带入清廷的视阈”。而在王宏志看来，自身复杂矛盾的叶灵凤，正是述说复杂矛盾的香港殖民地史的最佳人选：在其笔下，“‘香港’就这样糊里糊涂、将错就错的‘诞生’了”（叶灵凤语）。
接下来对施叔青、王安忆、西西、李碧华等人的香港小说的分析，则使得该书获得了“香港故事史”的品格。当然，在不同小说家的笔下，香港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从台湾来港居住十六年的施叔青曾经野心勃勃地写过《维多利亚俱乐部》和“香港三部曲”等长篇小说，把殖民者铭刻于性别架构的殖民历史，从后殖民的批判导向，企图重新书写、再造香港的殖民史，并以蝴蝶与洋紫荆隐喻香港的历史角色与地位。但她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试图还原历史的努力，却也在虚构与想像中使香港的殖民历史“真貌”飘渺难辨。而大陆作家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对香港大量的描写与议论中，却塑造了一个“苍白的华丽传奇”：叙述者自认为是香港的局外人，却又对香港下大胆的判断甚至批评，将个人经验提升到所谓的“香港经验”的层次。王安忆选取了一个非常边缘的角度（过客、新移民），却吊诡地从边缘以暧昧的中心心态统摄香港，使香港成为一个“沉默的奇观”。相对于施叔青的史诗巨制与王安忆的宏大论述总体想像，在学者陈燕遐看来，香港本土作家西西讲述的香港故事，无疑要轻松自若与平易亲切得多。她们对香港的忧戚与共、对本土的关怀与重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她刻意规避流行的宏大叙述，寻找另类的书写空间，反而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留下更多的暗示与空间去思考书写香港的种种问题。而李碧华的《胭脂扣》的一纸风行，在危令敦看来，原因则在于“九七”回归尘埃落定后，小说故事触及本土群体意识：对自身历史与群体身份的追寻、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以及其中的种种历史经验（文化通识）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断裂的隐喻书写，使得小说和电影对关于女鬼如花与永定、楚娟、十二少之间的纠缠故事的铺陈，获得了本土读者和观众的深刻共鸣与认同。
在香港学者的理论视野中，由香港身份认同所引发的本土文化想像，除了与“国族”相关之外，实不能置全球化脉络于不顾。因此，在书的第二部分“全球/本土”里，收录了从全球和本土的关系思考香港文学的文章，体现出另一角度的香港论述。作为最具全球化色彩的中国城市，香港的历史与现实其实暗示了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所能相遇的种种问题。因此，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们思考全球与本土这样的理论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在论述类似的问题时，往往喜欢将全球与本土二元对立化，但香港的文化本身却说明，全球与本土的复杂纠结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面相，是不能单纯诉诸以纯正的“本土”抗衡“全球”就可以得到解决的，因为“本土”本身已经全球化了，或者说商品化了，变成了全球经济的重要工具。周蕾在《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钧》中，首先批判了关于香港的“补偿逻辑”（香港人因为在政治权力上的匮乏，他们才把精力导向经济并取得巨大成就），指出香港的“根源”在于与殖民性一直共存的经济与商业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香港人必须接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这种根源性力量所容许的环境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这一事实。他以梁秉钧的诗为例，指出他的写作并没有与香港的物质经济文化对立起来，相反的，香港的经济与社会根源成为了他写作过程的一部分，成为他抗争“惟一的现实”、追求另类自由与寻求变更空间的手段。这种由“殖民化”到“本土化”的过程，清晰地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挣扎着的“香港经验”与本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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