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一份尚未完成的试卷
作者：孟 悦
这种错位的出现是否全是中国人的错可以另当别论，但中国人自己在承担着后果。后果之一就是对“现代”所形成的一种深刻的、正在指导我们实践的误解和意识形态：根据流行的历史常识，“现代性”一词指涉一段“被动挨打”的惨痛历史经历。这已经是有纠缠旧梦或陷入意识形态误区的嫌疑了，因为实际上，中国近代是否就是今人所想的那么被动挨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在这个误区之上，还生出一种可以称为“发达情结”的东西。“发达情结”就是用经济和技术上的强势与弱势、征服者与挨打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来解释和判断先进与落后、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对立。不仅如此，“发达情结”还进一步把这一系列对立中的强势一方看成衡量中国身价、中国位置的惟一坐标系。它把西欧北美式的，或不如说“超”西欧北美的“发展”或“发达”看作是“中国未来”的参考系数。它把统计指标的上涨、数字的提高、增长率的维持、硬件功能的扩大当作是对“中国向哪里去”、“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等真正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困在这个梦境中，无形中陷入的是这样一个矛盾：明明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生活现实中造就的人，却谴责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现实和生存现实；同时，明明自认为是西方发达世界的“受害者”，却把“迫害者”的价值当作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惟一生活价值。
有人可能会误会我是在这里反对“发达”，其实不然，我反对的是把人类——普通人贬低成为“发达”这个巨型列车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人类本应是发达列车上的“恩主”和“上帝”，而如今，发达主义却反倒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随手举几个例子：人的可工作年限大大缩短了，但同时却要用更多的工作来支付房款和学费；交通工具包括私人轿车日益发达，但人的出行却因交通阻塞而日益不便；对疾病的治疗正在一步步现代化国际化，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使用的药物，却一步步逃脱了人们自己能理解的知识范围，使人自己的身体变成非常容易被操纵被利用的东西。另一个普遍的症状是，统计数字、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正在取代诸如个人兴趣、个人特点、文化、审美等“没用”的职业和领域。愿意反省的人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会建议自己的后代按照个人兴趣去读一些有文化但是不卖钱、不物质的专业？就连清华北大这些有人文传统的高等学府如今也采用统计的方式衡量文史哲教授们的学术水平。人正在从主体转化成为发达的一个功能，不是人类在消费享受“发达”，而是资本和发达在消费人类。显而易见，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首先体验到的那种在高度技术化客观化的知识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链环上的非人化经历，那种否定人类主体生活的力量，正在以更大的范围在中国上演——更大的范围是说，比如，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也没有顺便把人和文化功能数字化到如此程度。
汪晖、瑞贝卡·卡尔、艾尔曼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所“忧”的实际比“国”要宽广很多。比如他们关注怎样想像一个好世界的问题——一个平等大同的世界，人人可以居住的世界，以及怎样想像一个好社会和好文明。不仅是谭嗣同的“仁”，康有为的“大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鲁迅的《人之历史》，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晏阳初的乡村改革实践，都离不开这个内容。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在究竟什么是好世界好社会的问题上可以彼此争论得反目成仇，但这个事实也正好说明他们关怀的执著。后人更为熟悉的源自西方的那些关于“人”的理论，如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等，和曾经有过的这些大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关怀比，甚至也显出了几分小气。
在康有为、谭嗣同、鲁迅的时代之后，“人”不再是判断一个好社会好时代的标准。这不是被“打惨打怕”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文化眼光上的某种缩小和退化。在发达主义兴盛的今天，甚至很少有人会再去问“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即使是知识分子也不太记得，在人类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的定义本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人曾经（在佛教术语中）是“有情”的一种，有受身报身之分，曾经是“生”即自然的一部分，曾经是心的载体，是道的化现，是魂魄所集，是天地精华之所聚，是承载万物的小宇宙，是“上帝的殿堂”。相比之下，现代人反而是对人最缺少理解的一类人，甚至忘记了上述这些描述到底都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世纪以后，功能主义的人的概念虽然有很多人反对，却越来越广地被接受。人变成了公民，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言论自由等权利。但这些观念所强调的权利，本身已经是人之外的东西了。能够与这些越来越细密的外在概念相平衡的人之内在定义，却发展得相对迟缓，甚至还缩减了。以至于在那些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经济功能来生存、来被定义和自我定义。
缺乏人的内在定义实际上是发达主义如此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拿人和物的关系来分析：在“人”的定位上模糊不清的发达主义，直接造成了对物质的滥用，甚至把物质生活环境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变成人类本身的敌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沥青水泥化倾向就是把物质生活环境变得非人化、非生命化的一例。
到目前为止，城市化的过程中包含城市规划如旧房拆建、筑路等和城市“开发”如建立开发区、建筑新住宅区和商业区等过程。从空间的功能和用途乃至经济效用上看，城市化为迅速扩大中的都市人口提供了新的住宅区、写字楼和商业购物中心、道路和立交桥等。然而，从物质环境的角度来讲，这些不同的空间都是用同样的形式和材料，即以沥青水泥化的形式来体现的。为了省工省料，原有的砖瓦兼水泥的房屋变成了全部水泥的房屋。为了汽车的方便，住宅密集区原有的红砖灰砖路统统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就连北京园林里的路，只有颐和园和景山公园还保持了原有的青砖路，大部分都变成了水泥的。土壤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全部被压在一个个商业购物中心写字楼居民小区的大片沥青水泥板块下面，少得看不见。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消耗了世界水泥总产量的40%。其中大部分建成了房屋公路，成为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原材料之一。沉浸于发达梦里的人们可能会把这看成是中国消费能力的又一个表现。然而若是替生活在中国和世界的人类想想，这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事。水泥是一种需要千百年才可能变回土壤的材料，沥青则可能根本不能变为土壤。水泥和沥青都是无法再生出任何有机物，而且还释放放射性元素的物质。压在沥青水泥下面的土壤，在既不透气又不透水的情况下，逐渐沙化的可能是很大的。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控制人口早已成为一个不得不硬性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去年新进的水泥竟然比人口的比例还要高15%！后果难道不可怕吗？
不仅如此。城市化除了带来过多的沥青水泥外，还永久带走了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土地和生机。城市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一个吞噬土壤和生机的不可逆过程。我们知道，中国的可耕地面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整个国土面积而言是偏低的。中国国土面积同美国差不多，人口却是美国的七倍，而可耕地面积则仅仅是美国的一半。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不足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每一年都在大量流失稀缺的可耕地。从《中国环境公报》上的数据看，从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年之间，可耕地每年净减几十万公顷，二○○○年以后每年净减一百至两百多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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