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俄罗斯转型：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转折
作者：田春生
两本书的内容截然不同，笔法和风格各异。前一部书描述的是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发生的历史性剧变的故事和人物,以及他们各自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后一部书是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轨迹分析。然而，这两部书给出的结论却很相近：俄罗斯转型的发动机制、转轨政策的选择和决定，都受制于其政治和社会的强烈约束。由于政治约束对改革策略的影响，转型也就具有所谓的总和“不确定性”。其实，这就是俄罗斯转型的一个最为艰难之处。在两本著作中，作者们对于叶利钦时代的政治画面和经济转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分析。但是，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政治局势开始稳定，经济迅速复苏与实现快速增长。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又展现出来：如何解释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的经济危机和普京时期的经济增长？迄今，俄罗斯经历了叶利钦和普京执政的两个转型时期，我以为，这两个时期俄罗斯实行了迥异的社会经济转型政策。而正是普京的一系列政策，使俄罗斯摆脱了转型十年以来的艰难历程。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在普京时期的转折中，悟出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
第一，俄罗斯转型的主宰者。一个社会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总会有它的推动者及其动因，俄罗斯的转型亦不例外。俄罗斯的经济社会转型发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新贵们主宰了其前十年的转型过程， 《世纪大拍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俄罗斯转型初期的一幅全景图。在这部书中，我们认识了俄罗斯的“青年改革派”、金融集团和寡头们、红色贵族们及一些政要，以及他们的政治表演和思想主张。俄罗斯当年的青年改革派，也就是“真正信仰自由市场经济”、并且曾经操纵了这个国家转轨过程的那些人们相信，“他们的革命总的来看是成功的”。证据是，俄国（当时）已经开始了经济增长，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尽管政府还保持着集权的本能，但完全倒退到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即使承认他们曾有过失误，也是迫于当时的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一九九五年时，态度强硬的共产党领袖弗拉基米尔·久加诺夫距离总统大选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他们设想，政治的和经济的规律如同物理定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世界的其他地区现在不可避免地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趋同。这种信念构成了青年改革者的思想核心，成为叶利钦的政治信条，甚至华盛顿也是依据这样一个中心信念构筑其对俄政策。
从这位西方作家的著述中，我们可以验证：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决定俄罗斯转型命运的是本书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极少数新贵们，即以“青年改革派”、金融集团、寡头们和红色贵族们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极力推行私有化，因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很快就发现，私有化可以使自己致富”；“似乎只有私有化可以快速地创造一个资本家阶层，从而永远地阻止俄国社会向传统的共产主义倒退”。二、以“青年改革派”为首的一批新贵所企图实现的政治目的是首要的，这就是：彻底消除共产党执政的根基，防止俄罗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进一步讲，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利益需要与权力结合，就必须寻找政治利益的替身，或者他们的“代言人”。在这里，经济利益与权力被合法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导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腐败，而且俄罗斯的新贵们实际上就是俄转轨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内部人”。他们既是俄罗斯“权钱交易”的保护伞，也是俄罗斯富饶的能源资源和国有企业股权的占有者，被西方人称为俄罗斯的“攫财大亨”。三、俄罗斯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小撮暴富阶层，而俄罗斯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叶利钦时代并没有能够出现。当年活跃的一批“青年改革派”相信：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惟一核心要素，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私有化这一要素，那么其他的制度就会自然地随之而发育起来。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并不是如此简单。俄罗斯的市场改革者们成功地制造了一批经济和政治的“内部人”。但是，正像真正的私有财产所有者一样，这些人对于如何确保政治和经济的游戏规则对自己更有利更感兴趣，而不关心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的、公平的市场经济。这，就是年轻改革派主宰俄罗斯转型的目的，有这样动机的改革者，怎么能够去为俄罗斯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而努力呢（《世纪大拍卖》序言）？！
第二，俄罗斯转型的政策策略。过去，学术界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研究所关注的论点，主要集中在改革的速度与顺序方面，“激进”（“大爆炸”）或是“渐进”（演进式）的转轨方式是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我以为，“激进”或者“渐进”，或者如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就是转型的政策，是经济过渡政策的简单概括。许多学者的分析和总结认为，转轨或者改革，“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的转型”。以热拉尔·罗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以此阐述俄罗斯与中国改革绩效之差异和困难之所在。
就俄罗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当时俄罗斯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或是西方的政策顾问们，他们只是预设了一个目标前提，即向市场经济过渡是转型的终极目标。但是，他们在实现市场经济的政策策略效果上，却显得十分茫然。俄罗斯最初的转轨理论，是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市场效率为前提的。但是这种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都无法避开政治因素。人们在实践中发现，脱离俄罗斯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政治约束，则无法解释俄罗斯社会变迁中的许多行为和现象。例如，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所执行的“休克疗法”政策，就是“经济自由化加私有产权制度等于经济效率”的公理（《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实际上，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是经济转轨政策，也是政治和社会过渡的重要政策。“休克疗法”政策的结果，必然给俄罗斯带来经济产出的持续下滑甚至危机，而其政策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休克疗法”政策终止（一九九三年）而消失。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大多用经济转型的不同初始条件，来解释中俄经济改革的效果差异，不仅世界银行一九九六年的发展报告持这种观点，以后，相当多的观点与这一解释大同小异。但是，如果从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在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中，当面对经济政策出现不同利益冲突，以致产生不同集团偏好时，政治机制就决定着经济政策，即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偏好“加总”成为一种单一的或者集体的偏好或决策，并在政治涵义上赋予决策以权威。这就是对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实施“休克疗法”的一种解释。
“目标和结果明显不同”，是许多学者对中国与俄罗斯转型绩效比较产生的一种共识性看法。在俄罗斯转型初期，有一些经济学家混淆了作为转型的过程与最终目标。例如，以私有化和确立产权制度来说，即使需要对国有制经济进行改革，还有一个如何实施的问题。在转轨的起始阶段，又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这可能是转型国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政策的失误或者说转型政策的失败，是俄罗斯转型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关注转型的实际政策比设定转型的“目标”更加重要。一个比较认同的看法就是，在各个转型国家中，改革开始起步时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改革的理论，这使得“不确定性”成为评价渐进转型的成功经验的一个支持论据。评论认为，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对于以后的未来结果、对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就不可能产生指导实践的理论。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其经济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和结果，都有来自于实践的科学认识。正是这种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使得转型具有很大的风险。正如徐坡岭教授对俄罗斯经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提供的一个启示：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经济政治的实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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