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作者：陈映真
六十年代以后，台湾因冷战体系的地缘政治、美国的“援助”和以美、日、台“三角贸易”架构上的加工出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台湾的官僚和满脑子西方“现代化”论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宣传台湾的发展、“自由”和“民主”，在思想和政治上紧紧跟着美国，心目中从来没有一个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中心的“第三世界”，当然也绝不把自己列为“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的一员。在高等院校的外国文学系所中只侧重教英美文学，不但绝无“第三世界文学”的课，连欧洲文学的课也绝无仅有。而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台湾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对于邻近的日本、韩国、东南亚文学知之极少，就更不用说亚、非、拉和中近东的文学了。在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脑中的世界只有两大块，一个是北美的美国，另一个是放大、易位了的台湾岛。欧洲、东南亚则在一些有能力出境旅行的人的脑子里有一点走马看花的印象。至于以亚非拉（和中近东）为中心的“第三世界”，遑论一般大众，也绝不在知识分子的世界史的、文化的、文学的与政治的研究射程之内，至今依然。
在这“第三世界”问题意识极端荒废的台湾，虽然有可能是我在一九七六年（我出狱的隔年）因和叶石涛先生商榷有关台湾新文学性质的文章（《乡土文学的盲点》）中，第一次在台湾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这两个词，但实际上并不能因此说明当时我对“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文学”的洞见或“先见”。一九七六年，我透过日语读物，知道了韩国正在进行着关于唯美文学论的“纯粹文学”论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参预（干预）文学”的论争，不久又扩大为“民众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论议，而在论述文学的民族性和大众性时，提出了参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处境中，尚在为民众（＝民族的构成分子）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亚、非、拉世界，即“第三世界”及其文学的斗争问题。
一九七八年，海外保钓爱国运动的左翼论坛，也出现了“第三世界”的词和概念，可惜思想检查严苛的台湾没能受其影响。后来的阅读告诉我，“第三世界”的概念有一个发展的结果。西方人有以生产方式分类的办法，即以“自由经济工业化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以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而以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为“第三世界”。西方的这第二种分类，有意识形态色彩。“自由经济国家”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是“中央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发达的自由市场国家”为“第三世界”。
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也由五十年代的“中间地带”论逐步发展为以美苏超强为“第一世界”，工业发达的各国为“第二世界”，其余国家为“第三世界”。对毛泽东而言，“第三世界”不是贫穷、落后、弱小、疾病、战争的同义词。毛泽东是把“第三世界”摆在共同反对美苏宰制的霸权之有生力量这个战略角度来思维的。
理论的思维令人疲乏。事实上，我对“第三世界”的难忘的体会，不是读理论出来的，而是源自几次具体的感性经验。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被当局批准出境（一九七五年出狱后有几次受邀参加一些“国际性讨论会”皆被“出入境管理局”驳回。）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工坊”。
在这为期三个月的“工作坊”中，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来自我分裂的祖国彼岸的作家同胞和同人：茹志鹃女士，如今已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的、茹志鹃这位十分杰出的革命作家的女儿王安忆女士，和著名的进步剧作家（虽然见面时已倾向“自由化”了）吴祖光先生，使我激动不已。
“工坊”开始不久，有一个来自全世界各国作家介绍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文学概况的会。报告人有的诙谐，有的木然读稿，有的潇洒大方……于是我看到据介绍是来自南非的、看来是白人的、神态很优雅的老太太，她一开始就这样说：“我方才倾听许多来自各国的作家同人，不禁十分羡慕你们都那么幸福，可以自在地写婴儿的笑靥，可以写清晨初绽放的玫瑰花……”
她接着说，在实行残酷的黑白种族隔离统治下的南非作家却没有这样的幸福。“因为作家在南非，苛酷的生活要求作家必须，而且只能为自己和同胞的解放，为反抗只因肤色不同就对人横加歧视、凌辱和不能置信的暴力的种族主义造成的苦难作斗争。”
“写作的时候，南非作家不能只是考虑表现技巧，考虑文学效果。”她沉静地说，“我的同胞，在殖民歧视统治下，识字率不到百分之十。在南非，抵抗的作家作品没有人敢出版，出版了能读的人也极少，何况还有作品查禁、作家被捕的危险。”她说，南非抵抗派作家的“出版”，是在半夜的反抗性群众的秘密集会上的朗读。“我们的作家写作，考虑的是听觉而不是阅读时的效果。”她说，“这要求音乐效果，要求明白易懂，要避免空虚的文字游戏……”
老太太的话很大地震动了我的思想和感情。我自盼是为批判而写作的人，却从来不知道还有作家的处境和命运远比我更艰难，创作时和生活、民众和国家的苦难挨得那么近，写作的哲学有这么不同。一个南非的白人作家的良心的力量使我对她满怀敬意。在大家的掌声中，我趋前向她握手致意。我说她做了令所有听众的良心震动的报告。“特别是身为南非的白人作家，你的正义和勇敢将使我毕生难忘。”我说。
她笑了。笑得优雅、谦抑。“在南非，还有很多比我勇敢又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过，我并不是个白人。”她睁开美丽的眼睛说，“I am what the racists called a color”（我是那些种族主义者说的“混血种”）。
我诧异地望着她，一个外表上对我而言是过了中年的白种太太，感到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对白人血统“纯净”的法西斯恐怖嗜欲，为之毛骨悚然。几天后，她邀请我到她的房间，告诉我所知极少的种族隔离主义（apartheid）的难以置信的横暴和黑种人民的斗争。“Chen, but we will win in the long ru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is , I can tell you……”她坚定又自信地说，“陈，我们最后还是要胜利的。没有疑问，我告诉你……”──这就是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作家与文学啊……
辞别时，我的内心这样呐喊着。
也是在一九八三年爱荷华大学的“工作坊”。
我很快就认识了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年轻人。他中等略高的身材，穿着旧的军便服，头发鬈曲，戴着一顶黑色的工人帽。他留着胡子和浅髭，如果那两撇唇髭深些、密些，就有切·格瓦拉的味道了。我们很谈得来。我向他介绍了一九七八年台湾的乡土文学斗争，他也向我介绍了菲律宾文学界民族派和崇洋、仿洋派之间，现实主义和学舌的“现代主义”派的斗争。我们也聊起“第三世界的超现实主义”和“国际文学奖”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诱惑问题。使我们共同感兴趣的是来自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他们常常以礼貌的笑意对你，英文似乎不大灵光。“去他娘的英语！”有一次，当我和那来自菲律宾的诗人阿奎诺谈起东欧作家时，他忿忿地说，“我们为什么让英语阻碍被压迫人民之间的交流？”他崇拜毛主席和他的革命，对“改革开放”，他赞扬改革发展了经济，却担心长此以往“革命不见了”，我们决定找一天“自动自己上门去”找东欧作家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