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镜子
作者：余 刚
也许要感谢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她怀着极大的勇气组织了一套白银时代的丛书。正是她把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丛书给了我，并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别尔嘉耶夫这个名字。这使得我在阅读《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时，获得了一种别样的视野和思想背景。我已经不记得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和哲学，但我记住了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围绕着俄罗斯的苦难。事实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及其诗作，无论其风格的多变还是其命运的悲惨，都向我们昭示或演绎了不分民族的苦难在时间层面上的永无停息的波动。在这些诗作中，除了领受伏尔加河船夫一样厚重的苦难，还有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对世界的贡献，感受他们备受煎熬的良心。英雄不问出身，天才也不须来由，而我所疑问的，是这些优秀的诗歌优秀的作品究竟与唐诗宋词有何不同？
算起来，白银时代距今恰好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面对百年前的文字奇迹，在中国，至少有那么几个目光锐利的人为之震动，更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别尔嘉耶夫、曼德里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无条件地倾倒。但是，白银时代的影响目前仅限于此，他们并不为大众所知，他们甚至还不如十二月党人那样有影响。许多人将此归结到当下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不断被边缘化。这是十万个为什么之后的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不过首个在美国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中国作家哈金不这么认为，他指出文学在美国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它不可能被边缘化（见哈金《伟大的中国小说》）。有鉴于此，我觉得白银时代作品的出现，是抗衡文学庸俗化、文化水准急剧下降的一帖良药，也是衡量一个民族心智是否健全的美学尺度，它更应视作一颗良心，估量一种文明的良心。如果连良心也不要了，那只能认为某个时期已经坏死，已经无耻或麻木到了极点。
永不过时的形式
诗歌这种形式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它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一种精神活力，一种以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方式在起作用的神秘力量。风起于青萍之末，诗歌在过去的时代里一向是社会风尚、精神走向的风向标。而今它虽然衰落了，但其精华却始终存在，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意，诗意如今在所有的文艺作品、甚至一度不登大雅之堂的广告里都大行其是，因此诗意是诗歌的一种妙不可言的附加值，仅仅是它才使诗歌不至于死得太快。记得一位上海的评论家曾经将诗歌比作调味品，这个比喻虽然蹩脚又不中听，但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得到了所谓诗意的真谛。但是，更为精确的说法是艾吕雅所说的诗是“一张面孔，应该表明人间万物”和刘小枫说的“拯救与逍遥”。这是诗歌得以保存下来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写诗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指出：诗“出自人的整体即感觉、想像、智性、爱欲、本能、活力和精神的大汇总。于是，加在诗人身上的第一职责是他应答应被带回到那个靠近灵魂中心地带的隐蔽处”。雅克·马利坦进一步补充道，“美不是诗歌的对象，而是它的目的之外的目的。”那个靠近灵魂中心地带的隐蔽处是什么，是诗意吗？这完全有可能，是诗意在统治一切。在诗意的作用下，诗歌首先获得了灵魂，再死的作品也算是活过来了。诗意使我们陶醉，领受想像力和敏锐。但是今天，诗意受到了巨大的损害，首先它在物质世界里，丧失了作为精神的分量；其次它自身的内部，也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现有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诗歌作品，在其入口处，也即开头；在其鱼肚子部分，也即中间；在其收笔处，也即结尾——都不甚理想，一点也不吸引人，要么头重脚轻，要么头轻脚重（这还是好的），要么缺少一些华丽的色彩，要么就是过于缺少姿色，神来之笔少之又少，有的作品甚至读了几遍以后还使人不知所云，这是文学作品在当今不走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自身存在的问题，一个舍我其谁的问题，而且简直就如同洪水猛兽般袭来。可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批俄罗斯人奇迹般地在诗歌、小说、戏剧，甚至哲学著作等方面全面进行了革新。他们那种清新的文字，如同流行的时尚一样风靡彼得堡或者其他城市。在随后的岁月里，它们还滋润了像布罗茨基那样的后来者。说实话，从现有翻译过来的作品看，布罗茨基虽然在西方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但他的作品我始终认为不如他的世纪初的前辈们。即使从有意味的形式的角度看，这些前辈们也要略胜一筹。
什么是有意味的形式？这话要说清楚并不容易，况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形式。但是，只要是公众认可的、时尚的，基本可认定是有意味的。而在我看来，首先是精神上的、意识上的，它的意气风发、它的精神的分量可以代表或左右一个时代。比如我们熟悉的、也是属于白银时代一员的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诗，题目叫《拿去吧》，他是当众朗读给那些趾高气扬的出版家、商人们的：
再过一小时，你们这些松弛浮肿的脂肪/就要离去，纷纷钻进空寂的小巷，
我向你们打开诗歌的宝匣，/我呀——是浪子，那无价词语的挥霍者。
喂，你这个男人，胡子上粘着洋白菜，/不知在何处吃剩的白菜汤；
喂，你这个女人，脸皮涂成了驴蛋，/如同一只牡蛎在食物的贝壳中躲藏。
如此的出神入化，又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诗歌在现实中扮演了发言人和代言人的角色，这是绝无仅有的。可以想像当时的气氛和场面的尴尬和紧张，在场人物表情的微妙。就是今天读来，也回肠荡气，正气凛然。同样使人感到意味无穷的，如一千多年前的刘禹锡，不也是这样吗？在政治仕途十分不畅通和不愉快的情况下，依然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依然傲气十足：“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完全是诗人气质的天然流露，与一般政治家的谨小慎微相去甚远。十四年后，因此诗获罪从流放地归来的刘禹锡，又写了《再游玄都观》，依然故我，依然傲气十足：“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将十四年的苦难生活浓缩在这两个不屈不挠的句子里。这样的诗，这样的人，想要忘掉都难。
不独是马雅可夫斯基，那位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曼德里施塔姆更是想像力非凡：
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
哦，一个同名者与我多么地矛盾，/时而非我，时而是他人。
（刘文飞译）
轻描淡写，却又语重心长；一身傲气，却又带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仔细品味一下，就能感到是庄子在对鱼儿或蝴蝶询问，表现了对生命不能在世间做长久停留的困惑。当然，对于这人世间最大的悲哀，他是不会轻易低头的，所以他又说：
我能够解放那一颗灵魂/将外在的桎梏砸碎：
歌声——是血液的沸腾，/传入耳中，顷刻间就会沉睡。
我所亲近的一切存在，/在苦恼的边缘深处，
一环又一环的原始联系/又将它们往一处接续。
我们的本性扶摇直上，/溶进公正无私的太空——
星星的砝码遭到遗弃，/被抛向一只只颤栗的酒盅。
生命之中的极大快感，/便是尘世最大的喜悦：
肉体的回忆时常萦绕/那一个始终不渝的祖国。
此种精神、此种格调，总是使我想起唐朝的诗，李白的诗、陈子昂的诗、刘禹锡的诗。而在一八六三年出生的象征主义诗人索洛古勃那里，诗人的形象清晰、神秘、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