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背叛与胁从
作者：胡 澎
在会馆的资料室，一份装订成册的女性杂志《青》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份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一年，那是明治迈向大正的前一年。创刊号上主创人平冢明子那句著名的女性主义宣言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空，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原始的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别人生存，靠别人的光芒发亮，像有着病人一般苍白面孔的月亮，现在我们一定要恢复被遮蔽的太阳。”也正是在这一年，文艺协会在帝国剧场上演了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产生巨大轰动，以娜拉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成为当时人们普遍议论的话题。
《青》共出版了六卷五十二册，一批接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日本知识女性，围绕在《青》周围，通过文艺创作，表达了她们对于经济自立、自我实现的愿望以及对自由恋爱和美满婚姻的渴望。她们针对封建的家族制度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我们要求自由：教育的自由、外出的自由、交际的自由、读书的自由、职业的自由、思想交流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参政的自由”的呐喊。这些日本“新女性”的思想和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运动。
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走向了近代化，但日本妇女仍然处于封建家族制度、不平等法律规范的重压之下，在政治上、法律上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在呈现民主与专制双重特征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产阶级妇女团体、无产阶级妇女团体、劳动妇女团体纷纷兴起，妇女运动围绕着争取妇女参政权（参政权、结社权、公民权）和捍卫生活权而展开。新妇人协会、妇选获得同盟等市民妇女团体运动的目标集中在把妇女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治安警察法》。她们召开演讲会发表参政主张，启蒙大众妇女的思想觉悟，征集签名，向议会递交要求修改《治安警察法》、赋予妇女参政权的请愿书……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诞生了大量无产阶级妇女团体，如一九二一年成立了“赤澜会”，一九二七年成立了“关东妇人同盟”、“全国妇人同盟”、“社会妇人同盟”……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和拖欠工资，要求减轻劳动强度、减少劳动时间，同工同酬、获得产前产后休假等。劳动妇女们在罢工、游行斗争中经受锻炼并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妇女团体与无产阶级妇女团体的共同运动引人注目。一九三○年第一届全日本妇选大会在明治神宫外苑召开，五百余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妇女代表聚集一堂，制定了妇女运动的共同目标和行动纲领。那些身着和服、神情自信的代表们的合影见证了日本近代女性史上这一辉煌的时刻！
然而，二十世纪初期这一轰轰烈烈的摆脱封建束缚、争取妇女参政权和实现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到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官方妇女团体的涌现，以及总体战体制下大众妇女对侵略战争不遗余力的支持。这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试图从妇女运动领导人市川房枝身上寻找原因。
妇选会馆保存有大量市川房枝相关的资料，这位一生未婚、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年代的女性，其波澜起伏的人生和日本近现代史上的辉煌与惨败，光荣与耻辱联系在一起。战前和战后，她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提高日本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而殚精竭虑。但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大潮席卷全国时，市川房枝也未能幸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市川房枝曾明确表达了反战的态度，“为了解决国际纷争，我们无论如何不赞成行使武力”。然而，到“七七”事变后，看到局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法西斯主义势力越来越强大，妇女参政运动已很难开展。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犹豫之中。在自传中她曾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正面反对战争被关进监狱，还是妇女运动全面退却，再或是暂且认可这一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入了一个“转向”的时代，也就是从以大正民主运动为代表的“民主时代”向“战争和法西斯时代”转变的时代。以日共党员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为开端，知识界、政界、文化界、妇女界等领域的知名人士纷纷放弃原有信仰，从左向右转。在法西斯主义高压政策下，妇女界只有宫本百合子、长谷川照子等极个别的女性不畏当局的迫害，不改初衷，向侵略战争发出了“不”的声音，而绝大多数妇女界“精英”纷纷放弃或转变原来的信仰，妥协、服从于执政当局。市川房枝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了顺应时局与政府合作的道路。
以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领导人错误地认为战争给妇女提高地位带来了机遇，她们将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等同起来，领导妇女大众支持体制。不可否认，表面上看，日本妇女似乎从战争中得到了某种实惠：经济上，侵略战争时期是战败前日本妇女最大规模参与社会的时期，妇女就业率升高，不少男性的工作岗位被妇女取而代之；政治上，一些妇女界“精英”进入了中央决策部门，担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评议员、理事、家庭实践调查委员、教育审议委员等公职；在社会生活上，长期以来被封闭在家庭中的普通主妇第一次昂首挺胸走上街头，她们慰问军人、护理伤员、捐献毛毯、回收物资、进行防空、防灾演习；新闻媒体上，日本妇女被笼罩上“日本之母”、“靖国之母”等光环，大肆歌颂……日本妇女一直以来低下的社会地位似乎因战争而有了明显提高，她们的生活、命运首次和国家、民族联系得如此紧密。这使得市川房枝在爱知县农村看到国防妇人会成立的情景时不禁由衷感叹道：“过去没有自己时间的农村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半天听演讲，仅此点就是妇女解放。”
随着战争的进程，市川房枝等妇女运动家一个一个从体制的对立面站到了体制内部。日本妇女渴望提高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以及为实现男女平等所倾注的热情和精力转移到了对战时政策的支持。妇女运动也逐渐丧失其原有的锋芒和锐气，不断蜕化、变质，逐渐背离其原有目标，成为体制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坚实的后盾。
二○○○年我曾在日本神奈川县海边一个安静的小城市生活了半年。那年夏天，我常常沿海岸步行去神奈川县女性中心查阅资料。该中心位于湘南海岸著名景点——江之岛上，附近的海岸线是日本有名的冲浪胜地。晴朗的日子里，碧海蓝天下总有不少皮肤晒得黝黑的日本年轻人立于滑板上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浪峰之间穿梭、翱翔。
在神奈川女性中心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我翻阅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这些黑白胶卷所定格的阴云密布的战争时代与窗外湛蓝、和平的天空的反差是如此之大。
有一张面貌清秀、表情温顺的日本少妇的照片强烈地震撼了我。这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柔弱女子做出了令日本举国震惊的举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她为勉励新婚的丈夫无后顾之忧地赴“满洲”作战，在丈夫“出征”的前夜，用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在遗书中她这样写道：“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怀着喜悦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从此后不要对我有一丝的牵挂。”井上千代子被授予了“军国女性”、“烈妇”的称号，她的死被赞誉为“殉国美谈”。井上千代子的死与海外从事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有着奇妙的联系，据日本学者考证，当年在中国制造了平顶山惨案的日军指挥官中就有井上千代子的丈夫井上中尉。残忍的日军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扫射，屠杀了三千多名村民，而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在井上千代子死后第二年，大阪几位普通家庭主妇在井上之死的“感召”下成立了国防妇人会，这个妇女组织最后发展成为侵略战争期间异常活跃的一个军国主义妇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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