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礼仪中的美术
作者：巫 鸿 李 军 郑 岩
巫鸿：书中还有一篇关于敦煌的文章也涉及到个人经验。我有一次在七十二窟里看到一位老先生点着油灯在临摹，当时敦煌已经有电灯了，但这位先生说，有些不被注意的墨线只有在油灯下才能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他花了大概四个月在里面临摹，你甚至可以想像他就是古代中世纪的画匠。我没有把经验上升到一种方法论的程度，那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一套方法。不过，我觉得敏感还是必要的，不管看什么东西都要有一种敏感性。对我来说，我更在意敏感之后带来的问题。比如一件雕塑没有眼睛，它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刻眼睛？当然，我写过那篇文章之后，金沙又出土一些雕像，证实这类雕像原本有眼睛。但是，后来出土的这批雕塑的眼睛是画上去的，或者是轻轻刻出来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件作品的眼睛能够像鼻子、耳朵、嘴那样被具体地雕塑出来，所以这其中还是有问题的。历来中外文化都把眼睛看作具有奇怪魔力的东西，我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关于不和谐性的问题，为什么眼睛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被表现，或者即使表现也是轻描淡写？我觉得美术史不应该教条，我们应该把形式分析变成自己的一种感知，要学会看东西。
李军：另外，我对您使用的“纪念碑”和“纪念碑性”这两个概念比较敏感，因为不少词汇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存在很多问题，无法做到特别准确。比如monument这个词，本意应该是“纪念物”，但同时又是“纪念碑”，还是“历史古迹”的意思。这样一个词，我觉得没法找到一个规定的中文词，要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来翻译。在现代欧洲语境里，这个词基本上是指比较引人注目的建筑或者是艺术品。对应到您的文章，我觉得用这个词来描述秦汉以后的陵园、宫殿建筑、雕塑是合适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地面上的东西，目的是让后代记住，所以一定要让人看见。但您同时也用这个词来描述先秦的玉器、青铜器等礼器，从理论上说，它们应该被陈设在宗教仪式中，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绝大部分器物都是从墓葬中发现的，它们并不是给活人看的。包括礼器的代表——九鼎，那只是一个传说，九鼎究竟是什么样谁也没见过。那么像这样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的作品怎么能够起到所谓的纪念碑的作用？
巫鸿：这个问题在国外也有人提出来。我用纪念碑或者纪念碑性的概念来谈一些看似很小或者是很隐蔽的东西，似乎有点令人迷惑不解，小小的东西怎么能说是纪念碑？其实这完全是有预谋的，或者说是故意的，我想以此来强调中国古代美术的一个特殊传统和中国美术起源的一些问题。国外学者向我提问的时候，大概都是从西方纪念碑的定义，尤其是形式上的理解出发。在西方的概念里，纪念碑主要指一个公共空间中的大型建筑物，一般由石头、钢筋、混凝土等坚实的材料做的，不住人，没有实际功能。如果仅从形状和场所位置来说，小件器物当然没有办法和它相比，但我想走的是另外一种路子，不说外形，而是说内在。纪念碑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这一点很吸引我，纪念碑终究和人的活动相关，它纪念重要的事件，也经常有仪式在它周围展开，因此我更倾向于使用纪念碑性而不是纪念碑。纪念碑让人想起的是外在的形式，而纪念碑性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代表了当时的社会、宗教或者伦理。这就涉及到比较的问题。国外从希腊、罗马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有了著名的纪念碑，中国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办？如果我们没有金字塔，没有凯旋门，也没有神殿，难道就没有回忆，没有纪念，没有社会关系？不是这样的，我们肯定会有关于回忆的问题，我们也肯定会有一种形式和人类礼仪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从这个路子来寻找，看究竟有什么把中国这套形式和礼仪凝聚起来。其实很清楚，那就是礼器。比如青铜器上面往往有铭文，标明为什么铸造这件器物，这种器物并没有实用价值，但是非常贵重。还有当时的宗庙，在造城以前先得造宗庙，这代表着一个家族的传统和根源。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有着和希腊、罗马神殿类似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大胆地说它们具有纪念碑性，虽然不能说是纪念碑，但它们有这种性质。此外，中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的这种东西往往是藏而不露。比如仅仅询问一下九鼎的样子就可以成为大逆不道的事儿，最重要的权威是不能问的，与西方的“露”不一样。
郑岩：明年三联书店还将出版您的《武梁祠》，但今年六月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刚刚召开了一个会议，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非常出人意料的观点，他们对武梁祠，甚至包括整个武氏祠石刻本身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认为其中部分铭文、画像是被后人动了手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事，《纽约时报》评论说，整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块重要的基石垮掉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也就等于说您的著作也垮掉了。您是不是可以就此发表一点评论？
巫鸿：我不太清楚背景，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但对此我无法表示同意。怀疑论者提出的质疑大概有三处：第一，武氏祠可能不是汉代的，可能是三世纪的，也可能是十八世纪的；第二，武梁祠不一定是武梁的，祠内确实没有石刻标明该祠是武梁的，这一点可以讨论；第三，武氏祠不一定是墓葬祠堂，这也可以讨论，祠堂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还有一定的争议。这三处当中最关键的还是时代问题。我之所以不太同意怀疑论者的看法，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时代和真伪做出认真的考证，其根据都是一些流传过程中的矛盾。比如有关武氏祠铭文的记载最早是从欧阳修开始，他说拓片看不太清楚，而晚一点，像赵明诚这些人，时代比欧阳修晚，看到的铭文反倒多了，所以持怀疑论的学者说，怎么早的人看不清，更晚的人反而看见了，肯定是中间有人做了手脚。我觉得这个推论太简单。大家都知道，拓片的出入很大，往往会是早期的拓片看不清楚，随着时间的进展，通过更先进手段得到的拓片反而清楚了。所有的证据是通过这种状态罗列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还只是一种停留在大胆假设而缺乏仔细论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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