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流言的胜利

作者：曾子炳

　　我们可以通过书中各种人物的命运窥探到在专制时代文化与权利的关系，探讨一下文人的命运。与权利合谋者如所谓岳飞的后人岳钟琪，最终成为权利的牺牲品。那些官僚的经历说明了以知识来获取权力者最终都会与权利形成同构的关系。而对权力持批判立场的文人如吕留良则面临着被绞杀的命运，因为他不同于流言和权利而构成了另一种权力：一种独立和正义的力量。不过文化与权利的敌对，对两者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对立更表现在它们的相互攫取的欲望，这表现在权势者的文化焦虑和文人难于摆脱的依附性命运，文人要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必须能够形成一个足以抗衡现实的力量，而这在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更多的是这种内在张力的表现，当然也有表现远离权力中心的落寞。而文字狱便是这种矛盾与同一的具体和集中表现。在雍正那里则是要“从人犯的灵魂深处挖掘任何有关流言传布的记忆”。也就是企图把权力塑造为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形态。但正如书中末章所写：“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场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谈巷议的口耳相传。”民间和皇权的角力则是更加直接。在权谋的时代可能还有一种相对安全的权力存在，那便是一种无知的权利如李卫等，他们没有精神的负担，多是出于个人利益而行事，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合理的。
　　本书中惟一的亮点是儒生唐孙镐的表现，我们可以读读他反对惩罚吕留良的揭帖：“……自知此次上书，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然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野草复生，孽畜后之……”我们再来看看雍正的处置，“不久才宽赦了曾静的雍正在迈柱的折尾以草书对这名为吕留良喊怨辩护的文人朱笔圣裁：以此妄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他，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权力的凶恶面目毕现矣。这也是文字狱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暴力和蒙昧是基本手段，反智是基本教义。这同样暴露了权力的真实，对无知的厚爱和对个人精神的摧残，具体表现为对真实的遮掩与对个人人格的压抑，民众的无知和无人格是绝对权力的基础又是权力的目标。从而使我认识到文字狱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古人日常精神生活的一个背景。雍正对曾静的宽赦并非是他无罪而是因为他无知，而他对吕留良的追加惩罚并非是吕氏有罪，而是他表达了对当权者的蔑视和说出了他们获取权力的罪恶基础、过程及表现。显然，雍正这样做是以危害权力的程度而定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曾静成为他发现和清除权力斗争过程中的残余势力，并证明和显示其权力存在合法性的一个工具。曾静他们只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从这一点讲，雍正的处理是公正的。
　　这可以说是对真正儒家精神的迫害。那么如果儒家的基本教义都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会不会改变这种权利之间恶斗的结局。首先这种设想缺乏现实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中寻求思想和文化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另外，设若吕留良等人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也不会是太平盛世，问题在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阙如，和一种赋予存在合法性的社会基础的阙如。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中国人生存的相对静态化和原始性。在此我不得不又想到老黑格尔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另外，黑格尔也曾简洁明了地评价过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看到曾静、张熙和岳钟琪、雍正使用着相同的话语体系、认知方式乃至可互换的生存命运，可这么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最终都“悔改”了，“理解”了和合作了。他们都熟练于一套儒家的话语，不过雍正们是以之来维护和巩固他的权力，在弱势者曾静那里则是他寻求摆脱个人困境以获取权利的工具，曾静与雍正相同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相互打量、创造出一个共同的精神面相：《大义觉迷录》。在这些文字中他们都是真诚的，都以为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真相：一个是因无知而不能认识真实，一个是因虚妄不能容忍真实。史氏关于此案的一个判语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之的理解：“曾静和雍正皇帝从未谋面，然而我们却足可认定两人知己知彼。他们向彼此释放的信息有时晦暗不清，但基本上还是颇可辨读。他俩都充满自信并向往其所属意的国家。他们彼此为理解对方而摸索……”在残酷的现实中人们需要儒学。
　　这也可以说在古代社会真正的儒学是被排斥和被利用的，这也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无法坦然面对儒学的一个原因。不过在我看来有些倒果为因，把权力时代的牺牲品当作权力的帮凶，从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欲望。
　　我们常常指责中国是以制度来塑造人或让人来顺应制度，而非着力去建构适合人性的制度，这是表象之谈。实现存在的最大自由，可能是每一个生命的自然追求，可以说现实中每一个人都会做出有益于自己的选择，应该说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存在，是否可以说制度只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但是如果我们都自由了，生活会不会更加美好，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写下这些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够面对和接受真实，我们只有在肯定真实、肯定任何事物存在的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优化现实。我们也只有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创造一种心灵的真实，为生命营造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
　　虽然在这个个案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但有一个东西是胜利者，那便是流言。这个谋逆案起于流言又终于流言，连旨在消除流言的皇权与民间共同的精神产品《大义觉迷录》也同样是肇端于流言，其产生后更成为流言的一个源头。而雍正最终也死在流言之中。就是当前热播的那些宫廷帝王戏又何尝不是流言的产物。流言的胜利似乎也是正义的胜利。流言是人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信息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那些无法通过正当渠道散布和传播的信息集散地。因而也可以说流言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权力的产物，流言总是指向权势者或由他们造成的，因而它们常常与权力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是朋友也是敌人，是非法权力的基础又是解毒剂，流言太盛或没有流言的时代，都是权力面临崩溃的时期。流言的胜利好像也是真实的胜利，每一则流言都包含着人们难于臆想的事实，当然也有善的渴望。不过流言是对真实的渴望同时又是对事实的扭曲，这是传播方式决定的，也是传播者和接受者共通的心理使然，流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多是失败者和那些弱势群体。流言往往使真实（一般是难于接受的）变成一种自我指向式的可想像空间，他们不是去接受或创造真实而是从中获得快慰。可惜的是这些没有承担反而取消着生命责任意识的流言——如江河一样无法断绝的语言塑造并滋养着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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