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
作者：吴 飞
不过，这个问题难就难在，我们既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方法，也不可能回到古代，而是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来安顿人心。要安顿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心，又不是个人的体悟就可以做到的，而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但是，在崇尚个体自由的现代社会，“为生民立命”的政治还有可能实现吗？
人心政治的这个困境，其实就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根本困境，也是善恶之争本来的一个含义。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政治无权干预人心。现代国家和古希腊的城邦不同，并不以人们的德性提升为根本目的，而是小心谨慎地划定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利维坦的基本理念，就是防止人与人的战争（包括人与自己的战争），把自然界、疾病、他人甚至自己造成的各种危险挡在人们的大门之外，在最大限度上杜绝不幸，但是并不以提升幸福为目的。提升幸福的任务，要么交给了上帝，要么交给了个人。
经基督教文明洗礼过的人们相信，为善的根源，都在人性当中；作恶的根源，同样也在人性当中。理论上，政治应该抑制人性中恶的一方面，同时发扬善的一方面。但是，由于人性很难如此截然二分，至善的行为中常常就包含着恶的种子（就像我们在自杀问题中看到的那样），因此，当政治一旦以惩罚罪恶的名义来插手人心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摧毁人性中善的那一方面；所以，政治根本就无权触动人心。“治大国若烹小鲜”，现代文明之下的人心，就是这脆弱的“小鲜”；必须把小鲜整个做熟，但又不能真正碰到小鲜，因为稍一不慎，就会使它骨断筋酥。弗洛伊德面对现代文明的束缚时那样犹豫不定，他知道，若是把人们的力比多都释放出来，那一定是灾难性的；但是，文明与制度对本能的羁绊，又从根本上妨碍了人们的创造力。涂尔干面对自杀问题时同样惶惑，他一方面主张社会性地降低自杀率，另一方面却又担忧，完全没有自杀发生的国家，一定会变成没有出息的国家。
现代政治不但不能提升人心中的德性，也无权惩治人心中的罪恶，而只能从制度上做种种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理性化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幸。这种理性控制一方面越细越好，最好能深入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另一方面，它又不能真正触及到人心一丝一毫的跳动。最大程度地控制每个个体，恰恰是为了给每个人最大可能的自由。
西方现代政治不再干预人心的幸福，并不意味着人心问题被抛弃了。一方面，人们相信个体自由自然会使人们向善；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会照顾人心。本来，政治之所以无权管理人心，就是因为有必然向善的自由意志或至善的上帝。
但是，当同一个问题在中国提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么一个至善的上帝来照管人心。如果没有上帝的关怀，我们还能放心大胆地把人心的幸福抛出政治的职权之外吗？
在中国的政治观念中，“为生民立命”和“为万世开太平”从来都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不但需要兵马刑政来维护人民的安全，而且要有礼乐教化来促进人们的幸福。没有前者，国家就会是软弱而无力的；没有后者，就会流于严刑峻法、国祚不永。所谓“霸王道杂之”，乃是经营天下的必由之路。“清官难断家务事”只是表明了家庭纠纷的复杂，却没有把家庭生活完全当作政治之外的事情。
但到了现代中国，一方面，个体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另一方面，家庭与政治两个领域被彻底分开了。清官不仅难断，而且根本就没有权力来断家务事了。人心的教育与提升，要么完全变成了政治之外的领域，要么成为完成政治运动的润滑剂。当政治运动需要的是淳厚的人心与道德时，当然看不出这种政治的问题；但是一旦政治的发展要依托于人人为己的心性，这种政治的弊端就立即暴露出来。当前的自杀率就是明证。
虽然各种各样的宗教群体方兴未艾，但要把安顿人心的任务寄托在宗教上面，恐怕终究会归于失望。虽然不能排除某些个体会在某些宗教中寻找寄托，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政治与现代心性都和西方不同，不是在宗教话语的展开与演化中形成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之间，不可能形成西方那样的辅翼与张力。更何况，这种模式就是在西方也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未必就是最有效的方式。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虽然看上去比西方宗教更有希望，但是，如果不经过现代人的重新诠释和践行，种种古训就可能完全流于空疏的教条，甚至会使人们变得更加顽固和傲慢。
中国不存在一个政治之外的上帝，同时又不可能把传统文化建构成西方那个样子的宗教。似乎这一切都逼迫着中国政治重新思考礼乐教化的问题。但是，用政治权力来执行礼乐教化，又往往会从根本上威胁到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原则，使人们无法追求自由，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现代意义的幸福，无疑是非常危险，甚至根本不可能的。那么，现代中国政治是不是根本就无法关心人的幸福，不仅无法形成西方那种恺撒与上帝相互分离又相互依托的局面，也无法回到“霸王道杂之”的时代，而只能困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之中？
这样一个处境，就是我在公安局和县医院里碰到的那种尴尬。虽然谁都知道人命关天，生命是重要的，谁都知道，大批大批的自杀者哪怕不直接威胁到安定团结，也仍然是非常可怕的现象，但是，就是没有哪个机构来管这样的事。我经常听到警察们谈到某个自杀者的时候，感慨叹息；他们明明知道是什么事情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却无法为死者伸张正义，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属于法律处理的范围。我也知道，急诊室里的医生们对喝药的病人究竟为什么自杀，往往是知道十之八九的。他们同样会唏嘘慨叹，但是丝毫帮不上忙。警察和医生，大多是有同情心的人，他们的无能为力不是出于他们的冷漠，而是出于制度的冷漠。
这种制度的冷漠，确实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创造了相当大的空间；但是，难道一个负责任的现代政治，就是要把人们抛入这无边无际的自由空间中，去任他们自生自灭吗？如果是这样，温情脉脉的家庭也会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
不能重新为生民立命，就根本无法谈到为万世开太平。如果不能为人们找到一条不但自由，而且淳厚；不但高贵，而且快乐地过日子的道路，我们哪怕不会堕落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也会变成一个冷酷的国度。关心人心的政治，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无论如何要完成的任务。
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不是靠这样一篇小文章就能轻易理清的，也不是仅仅靠自杀这一个问题就能讲透彻的。只有更深入地研究中西两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更明确的想法。但我们大致还是能看到，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自身的善恶之争，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处境下展开和凸现出来的。我们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结构，根本上还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和他们并不完全一样。而这种不同，虽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却也未尝不会带来更大的机遇。
中国人没有“赤裸生命”中的善恶之争；中国的人性中的善恶冲突，在于命运在过日子的过程中逐渐展开时的各种可能性。同样，即使到了现代，中国人也没有把至善交给一个上帝，更没有经历因上帝距离人间越来越远而导致的空虚和焦虑。无论是个体人格与过日子之间的张力，还是家庭之中爱与怨的纠葛，根本上还在于人生的中道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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