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重读魁奈

作者:晏智杰




  在译完了(实际上也是再次通读了)《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之后,我再次深感对魁奈的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思想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的必要。
  关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人们通常总是满足于指出,以魁奈为奠基人和首领的法国重农主义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成就和主要发展阶段。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很不充分。在我看来,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其历史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杜尔阁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大家知道,杜尔阁是魁奈学说的追随者和实践者,是重农主义后期的伟大代表。马克思对杜尔阁的这个评语对魁奈适用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而以往我们对魁奈的学说及思想,首先是对其政治的和哲学思想的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有不当的判断。例如,在论及魁奈及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观”时,人们指出了其中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的合理因素,可是不太重视这种思想的锋芒所向,其实是对君权神授之类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人们还注意到了魁奈注重以世俗生活经验作为思想的依归和根据,但对他处处强调“理性之光”却未加理会,甚至担心后者会冲淡了前者的唯物主义意义。但魁奈的这些思想在一系列论述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自然权利》和《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反复强调指出过,成为他的自然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又如,在论及魁奈的政治思想时,人们往往注意到了他的政治学说的“封建外衣”,指出这特别表现在对包括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在内的“所有者阶级”的肯定上。可是,读过他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这篇典型的政治学论文后,就会发现,魁奈所推崇的是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开明君主专制制度的典范,在魁奈心目中就是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因而魁奈成为当时风靡法国朝野的崇尚中国的热潮的代表者之一,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魁奈对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是否经得起推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生动具体地体现了魁奈的政治倾向。当然,当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年间,即所谓康乾盛世后期,无疑会增添魁奈论点在当时的影响力。此外,魁奈对法国历史上以重农著称的大臣苏利的大力赞扬,对重商主义大臣柯尔倍尔的严厉批评,都是他的政治态度的鲜明表现。
  还应当注意到,魁奈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人密切相关,他的几部著名长篇论文《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和《赋税论》,无一不是为狄德罗的著名《百科全书》撰写的,并曾为此承担了若干风险。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魁奈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确是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的同道,尽管他不属其中激进的一翼,而应归入温和保守的阵营。至于他的经济学说,更是直接为新生的农业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了。
  究竟怎样看待魁奈经济学说的主题和基本线索?这是需要提出来重新加以推敲的另一个问题。多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习惯于从价值论、分配论、资本论和再生产论等方面去理解和评价魁奈的经济学说,以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些问题就是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和基本线索,并应当循此主题和基本线索对魁奈经济学说做出一系列具体的评价。然而,这样看待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和基本线索,与魁奈著作的实情并不相符。
  我以为,认清重商主义给法国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对农业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力主实行重农主义方针政策,特别是主张推广“大农经营”即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以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富,增加人口,促使法国重新走上繁荣富强之路,才是贯穿魁奈经济著作的主题和中心线索。
  魁奈经济学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性主题,是由十八世纪法国悲惨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由于路易十四国王对外连年征战和大肆挥霍,到他一七一五年死去为止,王国已负债三十四点六亿法郎;战乱使法国人口急剧下降,加上对异教徒的迫害,致使法国人口自一六六○年到一七一五年减少了四百万(也有说六百万)。农产品产量自路易十四以来减少了三分之一,人民的负担加重了。路易十四的继任者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和路易十五继承了祸国殃民的重商主义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出于无奈,也为救急,“病急乱投医”,主政者竟企图借“苏格兰狂人”约翰·罗的制度设计挽救危局,梦想以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结果更加重了经济的混乱和困难,约翰·罗制度也以惨败告终。人们看到的情景是,皇宫富丽堂皇而乡村荒芜萧条,大批青壮年为谋生而逃离乡村,流入城市,社会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沉重的赋税却落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头上。加上谷物价格低落,对外贸易被禁止,使农民收入80%以上被剥夺。魁奈时期的法国确已到了国家贫穷,民不聊生的地步。这就是促使魁奈在其著作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痛砭时弊的背景和动力。
  其实,在魁奈之前,这一主题已经反复出现在一系列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的著述之中了,魁奈则是他们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而魁奈之所以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则与其独特的经历和显赫的身份有关。弗朗索瓦·魁奈(Francios Quesnay, 一六九四——一七七四)出身律师之家,成年后以行医为生,且以外科手术方面的论文《放血效果观察》受到当时法国医学界重视,不久被聘为巴黎外科医学会常务秘书。最关键的经历是他在五十五岁时进入凡尔赛宫,先做蓬帕杜侯爵夫人的侍医,由于医术精湛,继而成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从此魁奈逐渐与朝廷内外众多人士有了密切接触,有机会对国情做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魁奈绝非单纯的医生,他对国运民情极为关注,学问遍及哲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等。不仅好学,而且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每每发表自己不同于世俗的见解,他所倡导的“重农”观点尤其引人注目。魁奈同当时许多名人时有过从,热衷议论时政,又得到蓬帕杜夫人的庇护,遂在魁奈周围逐渐聚拢起一批志同道合者。
  在魁奈看来,他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犹如他行医的解剖刀,他要以之诊治已经病入膏肓的法国社会经济。这就是说,魁奈的经济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要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或者有意地批判某种理论,发展某种理论,或者为此后的某种理论做准备。他的目的就是要力求解决当时的问题,但结果他却创造了(理论的)历史。
  魁奈重新解释了财富和货币的本质及作用:他认为只有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同时又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才是商品,也才是财富;他指出货币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和流通媒介,而不是财富本身。这种观点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背景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他显然走过了头,轻视和低估了货币的作用;他强调农业是财富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因为他认为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同时他否认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性,因为他认为这里发生的只是财富的“相加”。这种看法的不合情理似乎不言而喻,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法国居然是一种创意,因为重商主义连农业的生产性也是否认的。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经济理论的核心,因为在他看来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农业中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纯产品,是指每年收获农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等各项支出之后的余额。纯产品的多少显示了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兴衰,因为在魁奈看来,作为纯产品的获得者的“所有者阶级”如何支出(花费)这种纯产品,是“生产地”使用还是“不生产地”使用,直接左右着社会经济的规模。
  魁奈把农业视为财富的惟一源泉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他将纯产品的源泉仅仅归结为上述余额却具有经济合理性和科学性。他还根据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实践,以及法国北部几个先进省份的经验,大力肯定“大农经营”的优越性,这集中体现了魁奈追求崭新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眼光和创新精神。所谓“大农经营”是指由农场主使用马拉犁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营,这种经营的“原预付”和“年预付”(大体相当于农业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充足,“纯产品率”(农业生产率)高;与其相对的是所谓“小农经营”,其特征是资金不足,通常只能使用牛拉犁,纯产品率较低。针对法国当时社会经济政策的弊端,魁奈强调,自由放任的对外贸易,国内谷物的高价格,以及减轻对农场主的赋税(只应当对纯产品收税),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三个必要条件。如果离开上述国富民强的主题,离开法国社会当时的背景,强制地以今人的某种理论和方法去品评它,就不可能理解它应有的历史内涵和科学光辉,也不可能对魁奈经济学说真正的缺陷和不足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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