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一个朝代与一个民族

作者：王　勇

　　对回族的文化心理面貌影响最深且显著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就是伊斯兰教。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土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度里，无论多么神圣的外来宗教文化思想，它们一经传入，就都会处在中国文化语境的有形与无形的笼罩之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宗教进入中国之后，其遭遇和情状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却同样都要真实面对如何“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逐步被中国本土不少少数民族所信守，但是在明代之前，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教及其文化思想，虽然不时也发出一些时微时著的声响，但是我们在这类声音中，却始终没有听出多少中国化的意味。只有到了明代，伴随着回族这一和汉文化联系密切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伊斯兰教文化思想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才最先落在了明代回族中出现的那些“回儒”身上。正是在他们的思想著述中，我们开始真实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如果有所谓中国化伊斯兰教思想史一说，那么它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就在明代。王岱舆自然是这类表达中首开先河的人物，而刘智则把这类表达推向了一个思想的高峰。他们在伊斯兰教文化思想的表达上，并非仅仅扮演着“汉译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在表达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回应。我们看到，正是在他们的思想世界里，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与心理内涵(比如忠、孝、礼、义及乡土意识)，开始获得了深切的把握，而伊斯兰教的文化思想，又通过儒家式的话语方式得到了一种新鲜的表述。“国”与“教”、“回”与“儒”这类相互有别的文化思想观念，最早也正是在他们的笔下找到了一种文化上的结合点。他们的著作自然充满着教义教理的表述，但其中也明显浸染着中国化的思想品格，比如其中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对所谓“悟性”的重视与强调。明代另一个回族学人梁以浚在评价王岱舆的著作《正教真诠》时，就说过一句意味深切的话，“一切精微，悉由悟入”。其实在中国传统化的思想语言中，“悟”与“思”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有着等量齐观的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对任何思想的把握一旦离开悟性的深切支撑，这种思想本身无论多么深刻，对于主体来说就仍然不过是抽象的身外之物。
　　刘智等人的思想，在中国明代以后的思想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力，远远不能和李贽相比。而且中国主流思想史的讲述，至今也还没有对这样的思想主体给予相应的关注。为什么同样作为外来宗教文化，佛教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灵产生了那样深刻的影响，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相比之下却显得十分有限？这一课题至今还仍未被人们充分展开。谈到这一点也自然引出另一个话题：中国思想史形成和表达的主体，自然是汉族，但是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本土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同样也是具有自己独特文化思想的主体。如果完全忽视这类边缘化思想主体的实际存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思想史，也许就失去了它的真实面貌。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讲述，应该让不同民族的那些独特思想进入自己的“广角”视野，从而使中国思想史本身呈现出一种一体多元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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