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南开校父”严范孙
作者：张晓唯
天津老城西北角有个文昌宫，其西侧不远处即是严翰林胡同，此地坐落着一片大院套小院、合计约百余间屋舍的大宅院，它的主人便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严修先生（一八六○——一九二九）。如今严家老宅在城市改造中已不复存在，其原址方位大致在现今清真南大寺以北、铃铛阁中学以东，即新辟芥园道的东口。在这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上，人们何曾想到：此处竟是南开学校百年历程的发轫地所在。
就教育背景而言，严修与封建王朝时代应试求官的士大夫并无二致，饱读圣贤经典，沉浸科考之中，年仅二十四岁便登上科举顶巅，进入翰林院。他受益于来津主持问津书院的“清流”领袖张佩纶，并由此结识李鸿章和张之洞。青年严修显然更倾心于抱持“经世致用”之学的张南皮，这与他作为盐商家子弟追求实用价值的求知取向不无关联。与众不同的是，严修在应试科举的同时，尚有一条求知“副线”：对于算学兴趣浓厚。早年他师从陈奉周学习算学，“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后来任职翰林院仍旧兴味不减，以至于出任贵州学政期间竟将算学题列入书院考题之中，曾求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算学讲师到黔执教，任满归途中又在沪上选购《五纬捷算》、《圆锥曲线说》等相关书册。其偏重“实学”的自觉，较之甲午战后风气大开士大夫整体“学术转型”，明显提早了十多年。在贵州学政任所，严修跟从祁祖彝学习英文，大约十年之后任职学部期间，仍每日与陈宝泉等坚持习读英文不辍。他的趋新倾向，还体现在戊戌前为其长子智崇开列“中西合璧”的学习方案上，其中颇敢舍弃：“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字则小楷最为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也。”一个翰林出身的文教高官对国学采取如此“放达”的态度，至为少见。
除了洋洋大观的严氏日记和一些唱和酬酢的诗词之外，严修绝少有著作行世。他中年时发过这样的感慨：“好争者必不直，好盟者必不信，好怒者必不威，好察者必不智，好服药者必不寿，好著书者必不通。”洞明世事使他“轻著述而重躬行”，择取“毕竟须回实处去做”的路径，与一般文人的崇尚虚文显有不同。世人知晓严修其人，除创办南开学校“事功”外，恐怕就是戊戌变法前夕上书光绪倡开“经济特科”的那份奏折了。严修生平曾两次冒险上奏，奏开经济特科乃其一，摄政王载沣开缺袁世凯之后抗疏劝留乃其二。两次封奏意义不同，却展现了严修不轻易外露的硬气和锋芒。当年在张佩纶的调教下，他曾经写下“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这样刚健的诗句用以自励。
一八九八年之于严修，是个充满转折又预示着新机的关键年份。因奏开“经济特科”而开罪于自己的恩师和翰林院顶头上司徐桐，事实上断送了他前期的京官生涯；其兄的中年早逝，使严修不得不收缩“外务”转向营家置业，他后来面对不少高官显位的机遇却显得“意兴阑珊”，实在是难以割舍“故园瓜好”。即使出任学部侍郎之初，令他最感忧虑的仍是津地工厂和学校能否运作如常。看来，实业（事业）关怀乃平衡入仕诱惑的有效抗体。同年六月间，在好友徐世昌的引介下，严修在天津小站结识了在此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一批新进军人，彼此印象颇佳，日后随着北洋系军人的政治崛起，严氏在北方的兴学活动得到这个实力集团的鼎力相助，甚至不妨说，直隶教育的勃兴本身即是北洋“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年冬，严家私塾开馆，严修为其子弟们聘请的“新学”教师乃张伯苓，这位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在此教授英语、理化知识以及健身怡情的体育游戏。严、张联手合作，为此后创设北方名校奠定了根基。这一年，严修三十九岁，张伯苓二十二岁
严修的两次日本之行，即其所谓的“两度瀛山采药归”，无疑为他其后的兴学活动提供了参照和动力。上世纪初，先进人士纷纷东渡“取经”，清廷新政更明确要求文教官员必须赴日本考察之后方能履职。吴汝纶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未及上任，先赴日本考察，即是显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二年秋严修偕同两个儿子自费东游，一则亲送二子留日入学，二则考察东瀛学校制度和设施。此次东游的前半段，主要凭借私人关照，而后半程则受到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礼遇和安排。一路参观日人的各级各类学校，其收获和感慨自不必说，本国求新过程中的诸多困惑竟也在游访间获致释然：一日游关西寺院，闻钟声悠扬，观众僧诵经，因而顿悟：“讲学问不必废词章，讲教化不必废僧道”，新与旧并非水火不容。访晤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询以“智日进则德日退，然乎？”答曰：“大不然，是固兼进，无退之理。”严修深感“与己意极合”。东游归来，严修与林墨青、王寅皆等津门士绅掀起了一个兴学高潮，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集资将会文、问津两个书院改建为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又应天津知府的要求，废庙兴学，建起官立学校多处，其中城厢内外的城隍庙、营务处、盐关厅、育德庵、放生院和药王庙等处均建起新式学堂。严家老宅更增设了蒙养学塾和女子学馆。一时间，津门兴学之风颇盛。
此时正奋力推进“新政”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后改称学务处）督办。袁氏尝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严修此次也是当仁不让，毫无推脱之意，慨然应允，所提惟一条件，乃是再去日本考察教育，于是便有了一九○四年夏季的二度东游。此次赴日，张伯苓随行，其考察的细致程度似较上一次为甚，目的性也更加具体。严修拜访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受访者的一席话令严、张二人印象深刻：明治维新诸贤之所以能横空出世，实得益于日本的教育实效，而日本教育之发展，尤得益于德川幕府后几百年的重教启智之功。在东京，严修与留日学生杨度、范源濂、曹汝霖等人曾有“清风亭聚会”，范源濂日后在学部及筹办南开大学过程中成为严修的重要合作伙伴。考察归来，严修更加坚定了“兴学为地方要政，实与钱谷、刑名并重”的信念，大力推广日本的教育经验，在直隶各地广设劝学所，加大师范教育的覆盖面，注重提高教育层次。同年十月十七日，严修将严氏家馆与另一大盐商王奎章、王益孙的“王馆”合并，建成私立中学堂，后定名为敬业中学堂，聘张伯苓为学堂监督（校长），其日常经费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严修晚年撰《自订年谱》记载此事道：“改家塾英文馆为敬业中学堂。”此时，严家的商务经营也颇为顺遂，在严修好友宋则久的帮助下，严修的次子智怡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此前严家在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北京电车公司等均持有股份。
在教育史上，严修可谓中国近代认真借鉴日本经验的代表性人物。他两次东游的一个附带收获，是聘订了一批日本教习来华执教。他参与改建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的教员中日本教习竟有七人之多；严家创设保姆讲习所，聘请日人大野铃子担任主讲；严修在直隶学务处创办《学务报》和《直隶教育杂志》，由学务处顾问渡边龙圣及三名日本教习和两名中国官员合作编刊；直隶各地建立劝学所的实施方案也是由渡边等人制定。当时，对于支付重金聘请日本教习曾经有种种非议，严修的态度十分明确：“教员用东人需费诚巨，然不如是，则内容仍不可问；且不如是，则永无可以不用东人之日。故此费不能惜也。”同时，他选送近百名官绅青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经纬学堂等校学习法政、师范、印刷等课业，其中包括李琴湘、郑菊如、陈宝泉等人。严修后来主政晚清学部，部内留日归来者明显居于多数。事实上，直到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制定各项新教育法规时，仍然大量借用日本现行规章，据蒋维乔忆述：不少民初教育法规甚至照抄日本的现行文本。可知，中国新教育的“仿日”阶段是一个必经过程，毕竟也是间接学习西方的可贵努力。直至“五四”前夕，严修到欧洲游历，面对大英帝国的数百年国力积累，他仍然坚持认为：欧洲之程度，我国数十年内，恐无赶及之望，“果欲学步他人，只可仍从日本入手，否则一片空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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