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
作者：刘小枫
作为德国汉学家，顾彬从事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已经二十五年（从当教授时算起），在中国朋友一大把，为何偏偏希望我来给他的多卷本文集写几句前言序语？他是否觉得，自己的中国朋友虽多，但大多是文学专家或著名诗人、作家，少有搞西方文学思想研究的——也许，顾彬把我看作他真正的同行：不仅都致力理解某种文学思想，同样重要的是，这研究对象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所谓“他者”——顾彬虽写“汉”学文章，毕竟是德国人，我虽写“洋”学文章，毕竟是中国人。
我们更容易相互理解么？
未必。
前不久，我读到两篇顾彬的文章，对这位老朋友的“理解”算又多了几分——文章一篇题为《梦想与幻灭之间：二十年来汉语学习实践经验谈》（李雪涛译，见《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二○○四年第一期，以下简称《梦想与幻灭之间》），另一篇题为《误解的重要性：重新思考中西相遇》（王祖哲译，以下简称《误解的重要性》，收入本文集）。
“梦想”什么？怎么又“幻—灭”了？
“梦想”能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学好中文、像一个中国学人那样搞懂中国文化——幻灭的是：顾彬后来明白，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样的“梦想”没可能实现。
读完这篇文章，我这个中国人心里一阵子乐：如此“梦想”注定幻灭、自然会幻灭、且理所当然该幻灭。“能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学好中文”，就说说写写“中文”而言，对一个德国人来说，完全没问题（正如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生活上十来年，也可以说和写漂亮的“洋文”；倘若有文学天赋，甚至成为名作家也说不定——比如说程抱一先生）。但一个德国学人要是觉得没法彻底搞懂中国文化就要“幻灭”，就有点奇怪了——中国学人难道因首先是中国人就一定会实现这样的“梦想”？
如果顾彬说的是前一种情形，那他是在谦虚（顾彬的中文的确相当好）——事实上，他说的是后一种情形。我进一步想，既然明知“梦想”像一个中国学人那样搞懂中国文化难免会幻灭，为什么顾彬教授不早点想到改行（研究比如说德语文学）？——据说，有好几位研究西洋哲学十几年的中国学者就在有一天猛醒过来，赶紧改了行。
顾彬没改行，原因我猜是这样的：顾彬心里明白，作为一个德国人并非就一定搞得懂德语文化，因为他知道：“类比性的解释学意味着不存在固定的和最终的知识，因此没有人能够拥有对他自己的或另外一个文化的最终理解。”（《误解的重要性》）
道理讲得何等清楚！
是否最终理解得了德语或汉语文化的名堂，说到底是偶然，因此，研究汉语抑或德语文化，其实没什么所谓，只要能在一种文字的“理解”生涯中度过此生，就会幸福——毕竟，“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误解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过程中生活，的确可以乐此不疲。
然而，选择研究汉学抑或本国的学问，在顾彬那里，不是像雅典民主制城邦选将军那样靠抽签来决定的，而是自己的一个“决断”——正如我选择研究西学曾是一个“个人决断”。因此，我仍然会问：德国人顾彬为什么非要研究“汉学”？
顾彬极聪明，他一定会先反问我：那你为什么非要研究“西学”？
我这人向来反应迟钝，但有一点还算清楚——不能给顾彬再有对我继续盘问下去的机会，因此，我会这样试着来回答：“西学”一脚踢开了本来封闭的中国大门，搞得偌大的文明古国“天翻地覆慨而慷”，迄今现代化得没法收拾——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对“西学”耿耿于怀恐怕情有可原罢。
再说，西方的古典大智慧者都不仅深知、而且明确说过，对于一个道德的政治生活秩序来说，封闭是必要的、应该的。为什么到了近代，一些德语哲学家们说，封闭是最坏的政制——为什么西方的古人说，封闭社会好，西方的现代人说开放社会好，如此颠转究竟是怎么回事？
搞清这些事情，不仅与中国的“现实”相关，起码也算一道有意思的“思考题”罢——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封闭”就是不要去“理解”别人的东西（以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既然封闭已经被打破，变成了彻底的敞开，“理解”别人的东西就有必要。我相信，顾彬会承认，德语知识人对中国文化的敞开程度，远不如中国知识人对西方文化的敞开程度（但不等于理解有深度）。
顾彬为什么“决断”研究“汉学”？他当初真正的“梦想”是什么？
我迄今仍然不晓得。顾彬早就晓得。
大学并不能为某一职业做准备，而只提供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真正的培训应该是在大学毕业考试之后。不过这里应当有个前提，亦即学生应当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如今）许多学生在考试之后也还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开始自己的人生。（《梦想与幻灭之间》）
既然有如此“经验”，我就可以推想，顾彬当年知道“怎样开始自己的人生”……
当年是什么年？火红的六十年代末——当年不仅全中国火红，欧洲的大学也火红。欧洲的大学当年火红起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火红；于是，古老的文明中国为世界的现代性又一次做出了贡献（如果先后抗击日本人和美国人算有过的贡献的话）。那时，好些欧洲青年为了搞懂文化革命的“星星之火”是怎么回事，开始学起了汉语。
后来，好些这样的“汉学”青年经历了“幻灭”——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幻灭，而是对某种现代性“梦想”的幻灭。
我不知道顾彬是否属于这样的欧洲汉学青年，至少顾彬自己没有说过，这是他没改行而继续研究汉学的理由。相反，他倒是明确提供过另一种理由：解释学的理由——“理解”就是“误解”，“误解”是一个学人的“理解”生涯中不可避免的。
解释学是“理解”的学问，怎么成了“误解”的学问？
何谓“解释学”？——八十年代末，国朝学界引进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约莫五六年功夫，国学界也开始大谈“中国的解释学传统”。正如顾彬多次笑话过的，好些中国学人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习惯：西方有什么，就一定要说咱中国也有。顾彬毕竟有一副德国式的清醒头脑，对所谓“中国解释学”的一类说法，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解释学：一只想像中的怪兽》——顾彬断言，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么解释学。
我觉得这断言没错。
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中做学问，并非就不可以寻“同”（钱钟书先生一生都在寻“同”），而非要寻“异”。无论找“异”、还是寻“同”，都不是文化相遇研究的Sachlichkeit（实处）。“异”就是“异”，“同”就是“同”，看到“异”抑或“同”，都算触到Sachlichkeit。重要的是，要看到真正的“同”或“异”，不要搞错——为此往往需要在“同”中见“异”，或从“异”中见“同”，从而，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寻“异”找“同”所依赖的划分尺度（Nomos）。
凭什么说中国古代没有“解释学”？
顾彬给出的理由是：其实，西方古代也没有什么“解释学”——“解释学”是德国浪漫派的现代“发明”。固然，西方古代没有的东西，并非等于中国古代也一定没有，不然的话，反驳的逻辑就与“西方有什么则中国有什么”的逻辑没有二致。顾彬在这里强调的是：解释学是一种现代式的知识学问，作为一种现代式的东西，不仅中国古代、而且西方古代也没有。由此可见，对于“现代性问题”，顾彬倒是和我一样一直挂记在心：
现代性像寄生虫似地依靠“他者”活着：只有通过与“他者”相遇，现代“自我”才能对自己的定性有信心。让自己确信，这种过程，伴随着怀疑。与中国最早的那些历史接触，以及这些接触所产生的那些令人震惊的信息，削弱了欧洲的踏实感。在现代性中，对自我的怀疑和对别人的怀疑，手牵着手走路。对理解的不确定，是现代最重要的学术特征之一。于是，我们可以说：“我怀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Dubito, ergo cogito; cogito, ergo sum）。”不幸的是，这些怀疑的许多方面，在跨文化研究中，很少被人们意识到。在我看来，亚洲研究领域中的学者，似乎仍然抓着这样一个观念不放：对“他者”的完全的理解是可能的，而且一个“真实的”陈述是我们非常想要的。……理解，在这个词语的通常的意义上，不仅不可能，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或文化，那也将非常乏味，甚至危险。因此，误解必须被恢复为人类的一种权力，也是我们寻求幸福的一个必要的部分。误解不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创造性的误解，而意味着哲学意义上的错觉。（《误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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