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爱知世博会上的“中国之迷”
作者：陈映芳
到爱知看世博会，同行诸位除社会学者外，还有研究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和城市生态的人士，大家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以及二○一○年的上海世博会都心存牵挂，因此想去看一看，今年的中国馆，办得怎么样？就像事前被告知的那样，那些人气高的展馆，需要在几周前甚至几个月前预约，又因为那天正逢周末，结果，许多展馆前都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
当我们走到亚洲展区的最里端，迎面看到的首先是韩国馆——五彩缤纷的八卦、蝴蝶图案，醒目显眼。那门前场上，密密匝匝地排满了等候入场的人，队伍弯来又折去，望不见终端所在。这时候，我们转过身来，蓦然发现，中国馆就在我们的右边——炎炎烈日下，眼前彤红一片。门前，没有一个人排队。
那次参观中国馆的经历给我们留下的感受，说实话，到如今我都很难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述。事实上，那一天和那以后，提到中国馆，大家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是一句疑问：“怎么会是这样？！”这在当时似是诧然，到后来更像是一种困惑。
现在我觉得，也许有必要将这件事和一直以来我心中的那个“中国之迷”放到一起来想一想了：令我们在国外场景中感到难堪的那个“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面对？这一个“中国之迷”，主要并不是有关“现实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国外一些特殊场景中“被展示的中国”应该是什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对其感到不适，多半是因为觉得在那样的场景中它不应该是那个样子。这事首先涉及到了常识。从价值观念、专业知识到操作技术的各个层面，总有哪儿出了些差错，不是展示者，就是观看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作为一个具体的场景，世博会是个什么样的平台？往简单里说，它只是个国际秀台。往复杂里说，学问家们已经有大量的分析和定义，诸如“帝国主义的庆典”、“被观赏的产业宫殿”、“被展示的商品世界”、“被演出的消费文化”（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视线的近代》）……有关世博会的哲学、政治学以及运营策略学等等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蔚为可观的“世博学”。
自一八五一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起，产业帝国、博览会都市……世博会曾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构建起一连串象征“发达”、“现代”的特殊符号。魔幻般的世博效应不仅成功地将欧美产业帝国及其商品、生活方式有效地推向了全世界，也使得后起的各国，将承办世博会当作了挤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人仪式。
但是，世博会自身，却一直面临着它如何存续和转变的种种问题。一些国家和城市对通过世博会来展示国家/都市地位的方式逐渐失去兴趣（如东京就在一九九五年决定放弃申办世博会），而产业与商品，也已经有了更便捷的广告全球的新手段。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世博会的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还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清算。一些学者对世博空间中蕴含的社会进化论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集落展示、国家主义的表现等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使得世博会开始面对如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认同这一要害问题。
作为对世博会鸡肋化危机的应对，早从一九三三年的芝加哥世博会开始，主题公园的方式就被导入了世博会，对各种新生活理念、新消费方式的推广成了世博会的主要内容。同时，企业也逐步取代国家，成为世博会越来越重要的主角。因此，我们看到，本次爱知世博会上，绿色成了最基本的元素，各个展馆都在大自然风光（国家形象、旅游资源）、环保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或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以及节能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企业战略）上大做文章。即使是非洲、南美洲的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小展馆、多国合租展馆，在捉襟见肘的空间里，那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和奇妙的构思设计，也多令我们感动不已。
尽管如此，现实中，世博会还是不断受到来自世界各国民众的反对和抵制。随着战后各国内部“国家—企业—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趋势和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弹、反思，民众不再只是世博庆典的被动的观看者，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对世博会做出反应。几乎每一届世博会的举办都是主办各方与所在社会互动博弈的过程。典型的如一九九五年世博会，最初由维也纳政府争得了承办权，却遭到了维也纳市民的激烈反对，实施公民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反对者获胜。尽管当时世博工程已经开始动工，维也纳主办方最后还是不得不将这次世博会的承办权交还给了BIE（博览会国际事务局）。那一届世博会遭遇了流产的命运。
这一次，在日本的爱知县，同样也出现了民众的反对运动。爱知县的一些县民和社会团体，为抵制世博会在爱知的举办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抗争努力。反对者曾征集大量签名，多次向县知事和县议会提出“直接请求”，要求在全县实行“县民投票”，由县民公决爱知是否该承办二○○五年的世博会。几次请求都遭到了知事和议会的否决。二○○五年世博会在爱知的如期举办，意味着反对运动的失败。不过，民意的表达，对本届世博会决策过程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最初是以拉动住宅建设为主旨的“技术·文化·交流”，后来改成了地球环保。会址的选择和会场的设计也一再被调整，最后基本上是以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最小破坏为原则和条件。我们在长久手会场看到，设立在山林（本为“青少年公园”）中的世博会场，几乎所有展馆都是环保的临时性建筑，连场内主干道也由木条铺设而成，随着博览会的结束，它们都将被撤除。为了获得爱知县一般市民对这次世博会的认同和支持，世博会的主办者煞费苦心，不仅巧妙地将地名与主题组合一起，给本次世博会起了一个颇有特色的爱称，叫“爱·地球博”，还宣称“市民参与”是本次世博会除环境保护主题以外的另一个主旨。
当然，承办方及其相关的利益团体依然会是最大的赢家。中部国际空港的建设是爱知当局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爱地球”的新主题中提炼出的“节能”、“绿色”等口号，也不难满足政府的政绩需要和各大企业的新产业开发、新商品推销的需要，甚至各种农业团体的生存需求。尽管如此，民间社会的反对活动无论是对世博会还是对当地社会，都将留下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以爱知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影山健为代表的“爱知世博中止会”在他们的意见书中，从哲学层面的世博理念（包括世博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主题的文化哲学）到本次世博会操作层面的现实悖论（以保护环境的名义破坏环境、以振兴区域的名义牺牲县民生活、以市民参与的名义破坏民主制度、以自然睿智的名义推行产业主义）等，提出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这样的思想和声音，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世博常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国际常识有时并不通用于所有的国家。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世博会上的那一个“中国之迷”。在长久手的青山绿水之间，在这个以地球、自然、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世博会上，当我们与中国馆那扑面而来的大红色块猝然相遇时，真的有点无所适从。虽然那是我们最熟悉的色彩。
中国馆虽是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为分题目，“文明大国”的气派，仍是它突出的风格追求。一千六百二十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属于本次正式参展国的最高级别。长方形的建筑四角方正，正面廊内是龙的图案。高高的大红色装饰板上，雕刻着同样为大红色的天干地支十二生肖。主厅内，四周高大的墙壁上，从底端到顶端，全部以暗绿氤氲的古青铜器色为基调，上面印满了被放大或被缩小了的各色各样的出土文物图案，间或有几处可以伸缩的汉字活字装置。整个展馆，从里到外，从色彩、音响到展示物（如侧室里的紫檀斋和出口处的工艺商品区），无不由最典型的“中国”元素组合而成。置身其间，宛如进到了国内哪个博物馆，或是上海豫园的哪家旅游商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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