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新奥尔良风灾的启示
作者：孔诰烽
首先，新市位于水位之下，堤坝日久失修。不少专家早已反复警告，若有台风在附近登陆，该市将很可能被淹没。而集中在低洼地区的贫民窟(新市的白人精英大都居住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包括吸引大量游客的前法国殖民区)，更是面对最高风险的区域。虽然“新奥尔良将可能在飓风中淹没”已成为工程界的共识，但新市仍得不到应有资源进行堤坝修补。很难想像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北方的富裕白人城市如波士顿。
另外，当布什在九月初取消休假处理风灾后，他即与一些经济顾问讨论飓风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然后他在多个公开场合一味严词厉色地警告灾区居民不要趁机抢掠，对于死伤者和等待救援的灾民，竟没有丝毫怜惜之情。直到主流媒体异口同声地批评其冷酷无情后，他才慌忙地做一些如巡视灾区、慰问灾民、承认联邦政府救灾不力等“损害控制”的工作。这与他在“九一一”后主动、迅速与情感丰富的反应，有天渊之别。
令人咋舌的是，布什的母亲在陪同前总统老布什巡视家园被毁，面对暂时安置在得州的灾民，竟做出“这些人现在过得很好，反正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他们都希望在得州留下来”这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评论。看来，黑人的生命财产在共和党精英眼中，真是一文不值。
灾后数天，美国媒体大肆报道灾区暴徒四处抢掠，甚至乱枪扫射救灾人员的状况。但这些报道其实大都基于记者在灾区听到的谣言。在灾区寻找刺激性新闻图片的摄影记者找到的证据其实不多，远较谣言所传为少。但新奥尔良正成为无法无天罪恶之城的印象，仍然在灾后的头几天不断扩散。美国一个主要新闻网站刊出了一位黑人少年手抱着食物从超级市场走出来涉水而行的照片；但在另一张两个白人抱着食物的相片旁，却是“两位居民在一个超市中‘发现（find）’食物后在深及胸膛的水中前行”的描述。媒体的双重标准，足以证明大部分记者传播的灾后印象，是白人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定型。灾后一个月左右，《纽约时报》经过详细的查访后，终于证实九月初不少媒体甚至政府官员和救灾组织都视为不争事实的有关新奥尔良已被黑人匪帮完全占领的描述，其实只源于几个越传越夸张的谣言。
纽约“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有记者发现世贸中心地下商场的名店明显被抢掠过，极可能是部分消防员所为(当时只有救灾人员才能进出警察封锁线，而只有消防员才有能力进入断了电和后来被埋在瓦砾下的世贸地下商场)。但大部分媒体对此都绝口不提，不再追究以白种爱尔兰裔为主体的纽约消防员有否在当时乘乱作案。这一段不光彩的插曲，也就几乎完全消失于美国人对“九一一”的集体回忆中。对比媒体对“九一一”和对新奥尔良风灾的处理，我们便不难发现，种族的确是一个影响美国媒体怎样建构事实的重要因素。
不少民权活跃分子和学者均指出，新奥尔良的悲剧正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与阶级不平等在最近二十多年政府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的市场化改革下恶化。美国不少贫困线下的少数族裔，每天都在绝望与饥饿中度过。但由于不同种族与阶级在生活空间上的区隔，他们对于富裕乐观的白种、中产美国人来说，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这次天灾的震撼之处，正在于它令这些贫穷社群的处境赤裸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使众人看到美国社会最丑陋的一面。
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平等与冲突，在六十年代民主党自由派推动的种族平权化后曾一度缓和。今天，很少人再会在公共场合对少数族裔做出言语上的侮辱或对之做出明显的歧视性行为。但在表象之下，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最近二十年共和党新右派的煽动下不断恶化。新右派运动之所以成功地从六十年代的一个极端、边缘的力量，变成今天能在华盛顿呼风唤雨、左右白宫社会议题的主导政治力量，乃因为新右派巧妙地动员起中下层白人对黑人和各种提升黑人地位的平权措施之憎恨，并将之转化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和选票。八十年代起美国自由派与新右派的斗争，虽在多条战线上（如妇女权利、同性恋、环境保护、进化论争议与干细胞研究等）进行，但种族问题，始终是左右大局的因素。
自里根起，共和党逐步控制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器，积极将新右派的理念（包括向富人减税、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取消保障少数族裔、妇女、生态环境的政策等）付诸实践。当新右派正自信地摆出了准备长期执政的姿态时，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却显出了史无前例的迷惘与涣散。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族群问题专家梅西（Douglas Massey）和《经济学人》杂志美国编辑米克列维（John Micklethwait）及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分别出版了《自由主义的复兴：新世纪的自由主义视野》（Return of the“L” Word:A Liberal Vision for the New Century，普林斯顿出版社二○○五年)和《右翼国度：美国的保守力量》（The Right Nation：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企鹅出版社二○○四年)两书，检视了美国自由主义运动和新右派运动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基础，并追溯两者在最近二十多年此消彼长的根源。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种族问题乃自由主义运动在最近二十年衰落和新右派崛起的关键。
梅西认为，自由主义的真谛，并不单在于人民的民主权利，还在于政府通过种种积极措施让不同肤色、阶级、性别的公民在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享有平等机会。自由主义者认为，各种历史文化因素往往会令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公民社群处在不同的起跑线进行竞争，有违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因此，国家的一个责任，便是尽一切力量去减少社会中这些“先天性”的不平等。
美国由立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二百年，是自由主义不断挺进的历史。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宪法的确立，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始概念转化成为联邦体制的框架。十九世纪中，代表东北部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在林肯领导下发动解放黑奴、瓦解南方保守庄园主政治经济力量的运动。虽然共和党的反黑奴立场源自当时美国新兴资本家与美国工业化的需要(结束南方庄园制度有助北方支配更多的土地自由劳动力与工业原料)，但南北内战使奴隶制成为历史，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扩展到黑人身上(至少在理论上)，怎样说也是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
十九世纪末，南方白人在共和党精英的妥协态度下通过种族隔离条例，开始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甚至组织3K党，有系统地杀害黑人。这些，令自由主义在种族面前却步不前，甚至倒退。但同时，以中下层白人为基础的民主党，却开始了其左翼民粹主义的转向，对东北部垄断资本展开猛烈攻击。他们批评垄断资本集团朋比为奸、私相授受，通过垄断市场抬高消费品价格，更通过政商关系掠夺原本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国家资源。他们认为这种全国资源向一小撮精英集中的格局，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有违大家对“美国梦”的期待。他们因此提出通过制约富人、扶助穷人以达到人人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理想之纲领。
在种族问题被排斥在主流政治议程之外的前提下，自由主义运动因为民主党的左转而开始前进。自由派日益壮大，迫使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初订立一系列反垄断法案，以及保障工人权利和妇女权利的法例。二十世纪初，也因此成为美国史学家眼中的“进步时代”。三十年代，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增加向富人征税、确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以联邦政府投资刺激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等“新政”措施推动阶级间与地域间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在此之后，美国北部、中西部的白种工农和内战后一直对共和党不忿的南方白人，在每次选举中均结成坚实的“新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令罗斯福时代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成为主流政治的金科玉律。代表东北部大企业利益的共和党人也不得不纷纷民主党化，以抄袭民主党人政纲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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