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阅读杜老
作者：朱 玲
书中并未令人信服地交代清楚的是，最初的规划与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一致，可他后来为什么否定了自己原先的主张呢？二○○五年国庆节后我从杜老的谈话中得到一种解释，那就是斯大林的影响。其时他正在为农民的承包田频频被地方政府强行征用忧虑，问我如果把地分给农民所有是否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这样做又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由于杜老的听力已出现障碍，我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大字反问他：“毛主席当年为什么收农民的地？”杜老答曰：“这事情我知道，毛主席原来不想剥夺小农，土改的时候他都不同意分富农的地。后来斯大林派了一个叫米什么的人来，明说是参观访问，实际上是来考察毛主席是不是右倾，到中南局来的时候是我接待的。从那以后，毛主席才把农民的地收了搞集体农庄式的合作化。”杜老的解释虽说尚待史家考证，但也提醒读者关注高层决策所面临的国际约束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严密封锁，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伸出援手。因此，向苏联学习同时也接受苏共领袖影响，在当时亦为历史之必然。从杜老书里提到的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谈话（9页，64页），读者不难感受到这一点。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杜老被“贬”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到一九七九年初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其间有二十多年不在“农口”。正是这番经历给了他静心博览群书、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的机会，所以不仅塑造了他此后参与和领导农村政策研究的风格，而且也赋予这本回忆录独特的魅力，那就是在对历史事件的述说中，不乏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实践认识的理论升华，处处闪耀着引人入胜的思想火花。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述中，他反思自己最初赞同的理由和做过的讲话，并未因为后来经调查研究便不再“跟风”而文过饰非。同时他也没有避讳“名人”的失误，短短几句话就使我们看到，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科学家在那狂热的年代如何屈从权势并加温狂热：“有一次，毛主席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产四万斤是可能的。毛相信了各地亩产上千、过万斤的‘卫星’，遂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虽然后来钱学森又做了些补充说明，上海的植物生理学家更是巧妙地提出，只有栽培技术学家才有专业权威性，然而钱的说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却已经难以挽回。
总结这段历史，杜老认为当年的高层决策群体能够一下子动员几亿人卷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潮，有多方面深远的原因，不宜只追究个人的影响和责任。一方面，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自然要按本身历史使命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刚开始试验的人民公社可以说是“中国大同世界理念的社会主义新版本”，诱人的前景与农民企盼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相契合；另一方面，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农村干部群众实质上难以参与决策过程，只能选择随大流。然而当运动折腾到饥荒来临的地步，农民自然会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想办法维持生存：或“瞒产私分”，或扩大自留地乃至包产到户。与此同时，高层决策群体也相应地做出或多或少的政策调整。
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无疑发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呈现出的渐进性特点，最终成为改革突破口的农地制度变迁却是剧烈的。从杜老的叙述可见，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首先是农民的创造。这一制度从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八年间遭遇过种种政治阻力，然而历经三起三落却依然星星点点地顽强存在，说明它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并符合农民的意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当代中国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也可能是杜老人生中的一个高潮。不过，当初它在高层决策中诞生的契机，并非是为着经济转型这样宏大深远的社会变革，而是出于百姓生计和国家财政的严重困难。那时候，农村贫困地区大约二点五亿人口缺粮，国家不得不每年调运救济粮，因贫困地区交通不便要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掉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一九八○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就中央长期规划会议征求意见，杜老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姚立即表示赞成，之后又向邓小平汇报，得到邓的首肯。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又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与会者。虽然消息未登报也没有列入文件，但其产生的冲击力足以从贫困地区开始打破坚冰了。
以往我对这段历史的感受是，包产到户制度犹如干柴烈火，几年间燃遍大江南北，释放了现存生产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农业经济增长。从杜老的长篇叙述中，我才看明白改革初期比农业合作化时代更为复杂的局面。对这段距离目前最近的历史，从众多事例中可以看出，仅就反对包产到户的中央和省级决策者而言，有的人是因为思想受“两个凡是”的禁锢；有的囿于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有的实际上是不愿否定自己以往推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政绩；有的则是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于是，支持包产到户和积极推行制度试验的人们便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想方设法去说服对方。有的去农村实地考察，通过写调研报告向全党表态；有的用制度变迁前后的产量比较数据去说服重点人物；有的去省里做报告推广经验；此外，还借助国务院扩大会议向部门领导说明情况等等。在这次制度变革中，虽然也有省级或部委人员调动和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但是完全杜绝了“文革”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也没有任何诸如降职之类的处分案例出现。
对此，杜老在回顾组织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经历时提出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个注解：“重要的是学会等待，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能强求一致。”我则从中注意到，高层决策与基层政治颇有相似之处。借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句台词来说，在其中活动着的人也是普通人。他们既有出于历史使命感而对理想的追求，也有根据公职责任而履行义务的努力，还有一般人都有的个人动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高层决策者一贯正确，但是应当思考，用什么样的制度保证所有公民有效参与重大社会经济决策，用什么样的方式制衡国家权力的行使，从而尽可能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杜老在九十岁生日那天的一些谈话，恰好语重心长地涉及到这一点：“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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