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读《年谱》
作者：散 木
要说这部《年谱》的意义，除了我们一般以为的史料集存之外，它其实是打开了我们学术研究空白的一角：对那些我们先前以为是“汉奸文人”因而鄙薄之、漠视之，让其人以及其文字速朽做化石状，尽管谱主曾是中国现代词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学者，“在词谱、词律、词史、词论等领域都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张宏生序），我们都可以因为谱主的“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丝毫不去理会。其实，对我们来说，龙榆生不应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特别是对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回头一看，在我的书架上就有他的《唐宋名家词选》、《唐宋词格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等；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乐学院为龙氏补开追悼会，悼词中说：“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词学的研究、创作和教学，为继承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一九三三年他创办了一种专讲词学的刊物《词学季刊》，起到了联系新老词家、交流创作、挖掘保存词学遗佚的作用，推动了当代词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除主持“东南风会”，他还参加过编纂《清词钞》，整理刻印了晚近词坛领袖朱祖谋先生的《村遗书》以及《苏门四学士词》、文廷式《云起轩词》等，影响远被，他最后出版的还有一本《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记得有一年，《读书》上汪晖的一篇文章提到过龙榆生（《明暗之间》，一九九六年一期），文中所记的一句话让我深思了许久，那是龙榆生女儿询问汪晖：“你对周作人怎么看?”然后她不由感喟了一句“老一代快死完了，年轻的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这也是让汪晖“一直不能忘怀”的。其实，还在当年的一九三九年，深知周氏兄弟的郁达夫就写过这样的句子：“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回忆鲁迅》）在上述汪晖的文章中，汪晖还将其恩师唐先生与周、龙的品节出入相较，说：“那样的历史氛围，不可能提供理解其他选择的语境”（于是，已经被人说滥了的“同情之理解”以及“了解之同情”都不是容易的，这之间其实有着巨大的隔膜和冲突），不过，“时间的流逝并未改变是非的存在，但在这之外，也许还有对于飘摇的个人命运的悲悯？”汪先生的感慨也就接近悲天悯人了，记得很多人观照周作人，往往即作如是观。
我在家乡时的邻居、父执，也是知堂弟子的常风先生曾给我谈过知堂的种种，在他的书斋里，后来也摆出了知堂当年赠诗的复制品，那正是他“下水”前的写照：“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外看月圆。”记得常先生说，那时他已经料到知堂即将名节不保了，分明他要“随缘”么。事虽如此，原因却复杂，知堂南京狱中写诗，歌咏范蠡、李贽，又以“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自我辩护。汪晖说：这对当时探狱的龙氏姐弟而言，“大概‘了解之同情’是一定会有的”。那么，后人可以“了解”甚或“同情”么？或者这也是张晖作年谱时所窥见的龙榆生“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其实，怀“了解之同情”的，长者如邓云乡、张中行、谢兴尧等等，其文章中都有所发覆，就是经历过其他样式的“历史大翻覆”的学人们，也多有不尽相同的感受，记得在汪晖文章的先后，《读书》也发过葛剑雄议论古代失节文人的文章。可惜，这一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不过，只要中国知识分子中“猛士”和“隐士”的精神承传依然存在，甚至只要这种制造出对峙状的社会背景存在，那么，是“俟堂”还是“知堂”、“绿林书屋”还是“苦雨斋”，以及“鲁迅还是胡适”等等，就会一直是我们的话题。
由龙榆生，说到周作人，作为失节文人，他们有许多共性。他们都是熟读诗书的文人，或者可以套用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饱读诗书、浸润于传统的他们毋宁说是“成熟的”中国文人？但是这“成熟”中会不会有在成熟的中年人的身上容易生长出的一种可怕的堕性？吴宓在“九一八”后为贺麟《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做按语，其称：“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当憬然知所以自处。”当然，这“自处”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惟以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费希特、黑格尔之行事，壮烈诚挚，犹足发聋振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惜乎周、龙等不能取法乎此种“自处”，终于缘此而走向了深渊。
文人，或者说“毕竟是书生”，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的。书生是讲究道统的，这种道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由主义，以及传统的“夷夏之辨”。前者如《年谱》中提及的龙氏在暨南大学拒绝加入国民党，所谓“炎黄将斩宁非数，清白能留愿为灰”；后者则“九一八”后，龙氏一生所服膺的词坛领袖朱祖谋竟因废帝溥仪被郑孝胥挟往东北而心忧以死。朱氏曾对龙氏叹息：“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有此遗命，即龙氏于“一二八”后逃难，遂也将朱氏遗稿置放于枕旁，“誓与身命共存亡”。“七七”时，龙氏选注诗文，也都贯穿民族大义于其中，如《曾国藩家书选》，其作《导言》云：曾氏所以为“近代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即他“坚毅不拔的精神，好学不倦的意志，高尚廉洁的人格，谦虚诚笃的态度，知人善任的气量”等，当足以在国难时廉顽立懦；又如《唐五代宋词选》，其《导言》中亦云其编选旨要，是“提取声情并茂而又较易了解的作品，并且侧重于所谓豪放一派，目的是想借这个最富于音乐性而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节操”。然而，正如我读《朱自清日记》时读到闻一多早在“华北事变”时就已看破知堂的“虚伪”，朱先生也感慨文人的“一致性是颇难达到的完美典模”，他曾致信《立报》，痛慨其时北平的风气，他说：“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宁愿玉碎，不愿意瓦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立报—言林》）记得田汉也在笔下说过：“（宋）云彬谈及周作人、林语堂，谓周怕吃苦，瞧不起人，虽崇拜晋人超脱作风而一遇激变辄陷溺不能自拔。但其口实可能谓周老太太及鲁迅前夫人、建人前夫人（亦日女，周作人姨妹）皆住彼处，负担过重。战前周作人曾向开明书店筹借百元版税。予谓昆明夏康农兄战初亦如郑振铎兄对周作人尚有曲谅之处，以为虽同一汉奸，可能有不太恶劣的。周作人学生某以所谓‘民族’立场支持‘大东亚圣战’，批评周作人不够积极，周作人对这学生登报破门。当时康农觉得周作人亦有可爱处。及至看见他致傅斯年信，摇尾乞怜，凡领袖字样皆抬头，才知此公毕竟已经全身媚骨，无可原谅。”所以，有些的文人们，又是常常可以“化为绕指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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