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岂独伤心是小青？
作者：海 青
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
不独伤心是小青。
如果让说书先生讲冯小青的故事，这首七绝想必该是定场诗了。
冯小青是明万历年间一户寻常人家的女儿，既为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必美丽而聪慧，幼年时还从一老尼那里得来“早慧，福薄，毋令识字，可三十年活”的不幸预言。正如所有故事中不幸的预言都会实现一样，小青不但“识字”，而且好读书、工诗文；十六岁嫁与杭州冯生做妾，婚后不容于正室，被远置孤山佛舍，两年后即病死。“冷雨幽窗”诗是小青诗作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中的小青独居佛舍，愁惨欲绝之时，打开《牡丹亭》，感于书中女子的痴情而心有戚戚焉。
学者高彦颐视野中的冯小青，正是这样一个在浪漫作品中寻求心灵安慰的女子，为小青所钟爱的《牡丹亭》，正是当年的流行读物，读者大多是中产之家的少女少妇，于无聊闺中捧读此书，读到凄婉处，常常泪洒鲛绡。
为什么女性如此需要这些风流缱绻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意味着什么？在它们不停地传递和再生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高彦颐在《闺塾师》中用“情迷”加以概括，并引用夏志清对汤显祖的评论：“情迷的中心宗旨，是假定爱情是作为生活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闺塾师》中的女性世界是一个“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们是主导者、演绎者，在对情的感悟和传达中，她们乐此不疲，甚至因极度投入奉上了“卿卿性命”。这是一个娴定从容的性情世界，严格说来，和那个由紧迫的政治话语和凄厉的阶级控诉交煎而成的祥林嫂式的“五四公式”，并无多少关系。
女性对浪漫文学的热爱持续至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说仅仅因为满足了一种肤浅的爱情幻想即可畅销。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对这种现象做过分析：在消费浪漫小说和爱情故事的狂热中，个体是在幻觉中追逐那些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和无法实现的东西，在阅读快感的实现中，发挥作用的正是在缜密的现代理性压抑下个体的受挫感。由此观之，现代社会中的“情”更像一种以超越面相出现的现实日用品，人们的需求会一直持续，所改变的只是消费品的形式而已，就像美国系列剧《成长的烦恼》中，那位已为人母的女主角会兴奋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某部言情剧，并准备好大盒的纸巾用来擦拭将会掉下来的眼泪。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是一种情感自娱，其最终价值，就是让观众沉浸于即时的情爱幻觉，心满意足地落下眼泪，然后继续她们琐细的日常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看，冯小青的确是“情”的世界中的佼佼者——因情而死只有少数人做得到，这不仅关系到“死”的勇气，还有才气与悟性的先决条件，二者兼备，才得以跨入“情死”之域。然而如果我们追问，在小青的孤寂世界中，“情”如何发生，它具有什么意义上的真实性呢？
法国文论家勒内·基拉尔曾分析一位同冯小青一样爱读浪漫作品的女性——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少女时代阅读的浪漫小说使她爱上了传奇式人物，她所崇拜的女性都是“出名的或不幸的妇女”，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扮演她们，也培养了一种在幻觉中生活的习惯。这种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只要在生活中得到一点她需要的暗示，她就能很快进入角色：只和她跳过一次舞的子爵被她和小说中的人物挂上了钩，凡夫俗子仅凭一套骑马装也能让她神魂颠倒;她和迟钝木讷的丈夫调情，幻想在一群乡下亲戚中举行火炬婚礼……痴迷于阅读某类作品的人，心里已经产生了模仿意识，希望自己成为书中的主人公。事实上每个人在成长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外来暗示足以使他丧失感知自我的能力，也无法产生任何来自于自我的“欲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先读了大量爱情小说再去追求异性，很难保证他的恋爱行为不是小说情节的再现: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恋爱方式，那些颇具共性的海誓山盟所流露的恰恰不是人们的欲望，而是欲望的规训者。
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基拉尔将人的欲望形式称为“三角欲望”，即欲望的产生除了欲望的主体、客体这两个必要因素之外，还需要一个第三者，基拉尔称之为“欲望介体”。认为欲望产生于主体是一种错觉，一种“浪漫的谎言”；真正使欲望发生作用的是主体对介体的摹仿，正如堂吉诃德之摹仿阿马迪斯。包法利夫人的世界不一定比堂吉诃德的世界更加真实，“一旦介体发生影响，主体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就丧失了”，因此“介体”才是三角欲望的中心，有了它，即使没有值得爱的客体，爱情也能进行得如火如荼。
欲望的虚幻、自由的虚幻，也就是“情”的虚幻，在福楼拜、普鲁斯特、斯丹达尔最伟大的作品中，爱情和攀附、嫉妒是一回事。其实无需套用基拉尔的理论，在《闺塾师》所描绘的“情迷”世界，也揭示了“摹仿”在女性爱情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才女短命”的迷信未尝不是反复心理暗示的现实影响。冯小青毅然决然走向死境则是由于对“介体”——《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的摹仿，临死前延请画师为自己画像，且三易其稿，终于得一形神俱似、风采流动的画像，这一举动更是将摹仿行为推向了极致，甚至有人认为小青也希望同杜丽娘一样死而复生，“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生活”的美满结局大概也曾在“冷雨幽窗”的寂寥中反复映现。从这个角度看，“情”的重要性揭示的是现实中的女性对自己生存位置的紧张，婚姻仍被指认为圆满爱情的最终归宿，让无数将自己幻想为美丽多情的女主人公的女性们永久栖息其中。
小青正是在“情”的对象缺席的情况下走完自己的至情之路的；这个现象曾激发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灵感，潘氏将小青放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世界中——小青是个奇特的痴情者，不过所痴情的对象“不是一个男子，亦不是一个同性的女子，乃是镜匣中的第二个自我”；否则，她怎会“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见女仆出现，又装作若无其事，然而面色凄然，伤感于一次幽会被外人打断。及其病骨支离之时，却“明妆靓服，拥倚坐，未尝蓬垢偃卧也”，对自己的性命都不珍视，却对相貌如此留心，自是因为那镜中人才真是她心之所属。
如果说高彦颐视小青，如观众欣赏高超的演员，那么潘光旦凝视小青的目光，则近乎医生观察病人了；在前者那里，小青之死体现了情迷叙事的必然逻辑，也因此倾倒了千万读者，而对后者而言，小青“为何死得如是之速”却始终是整个故事中最费解、也最有意味的谜团。小青之死令人喟叹，因为小青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而不至于死：出家入佛或另嫁他人。小青却将两条生路都轻易放弃，而且这种放弃并非出于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压迫，潘光旦曾反复分析，小青不以改嫁为然，“一绝不因名节关系”，“二绝不因无可改嫁之人物”，“三绝不因无常人眼光中所谓改适之资格”，“四绝不因无改适之便利与机会”。其原因，有“命止此矣”的宿命观，更重要的却是“小青自知不能无情欲生活，亦自知不能如常人之善用其情欲或竟如出家人之完全灭情禁欲”，终于“痛苦濒死”。
从潘光旦写作“冯小青考”的初稿到《冯小青》一书的出版，之间经过了七年，也正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影响正劲，爱的理想勃发、“新女性”观念流行的时代。爱的价值以及选择爱的对象的权力超越了一切古老的女性品德，成了女性生存的第一理由。在“恋爱至上”的狂热年代，冯小青的“医生”潘光旦始终冷眼观“爱”：青年人所热衷的浪漫的恋爱，从生物学角度只是性的结合之前短暂的迷幻体验，性的结合一旦完成，作为生理现象的幻觉也自然消失。婚前对恋人的美好印象，用精神分析派的术语叫做“性的过誉”，只是由幻觉引起的判断失常而已。将这种观点极端化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最辉煌的战果之一的婚姻自由和为人诟病的“旧式婚姻”相比，至少在“择偶”这一点上并不占多少优势，甚至后者反而可以人为地控制和减少恋爱迷幻期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况且如果女性比男性更敏感于“情”、也更容易在两性关系中受到伤害，将女性从幽静深闺驱赶到一个情爱追逐的幻觉世界是否明智，性爱的自由对女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当年直到现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仍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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